从胡适的书法说开去
原标题：从胡适的书法说开去
在2020年9月的“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安徽站）”中，笔者看到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手稿。面对先贤墨迹，我想说：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并不意味着他的书法成就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高水平。他是位思想家、大学者，也算是一位“善书者”，却不是“书家”。关于“善书者”与“书家”的区别，沈尹默有云：“凡是谨收笔法，无一点画不合者，即是书家，若钟、王以至于文、董诸公皆是。善书者则不必如此严格对待，凡古近学者，文人、儒将、隐士、道流等，有修持，有襟抱，有才略的人，都能写出一手可看的字，但以笔法绳之，往往不能尽合，只能玩其丰神意趣，不能供人学习。”
胡适最早在1927年收藏了“甲戌本”，并在1928年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脂砚斋评本”才正式进入了“红学”的视野。后来，陆续有多种脂砚斋评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发现，推进了红学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胡适看过“甲戌本”原件后，深信其是海内外最古老的手抄本。红学界一般认为，胡适对这部手抄本的抄写年代判断有误。“甲戌本”不是乾隆甲戌年间的手抄本，而是之后的过录本。当然，红学界是从版本、文字校勘等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
胡适的书法仅是“善书者”的水平，并没有着意在书法方面下功夫，晚清民国之际，碑派书法比较盛行，胡适的字迹中明显受到碑派书法的影响。晚年胡适在美国时，给张充和题过字，结果张充和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曾学过郑孝胥的字。可惜，胡适的书法仅是浅尝辄止，没有进一步上溯北碑等经典，故而仅是“善书者”。“甲戌本”的字迹，是典型的晚清民国流行书风，有北碑意味，写得很一般，甚至有点稚嫩，不可能是清乾隆时期的抄本。这也可以印证红学界一些学者对于“甲戌本”抄写年代的考证。而胡适由于缺乏书学的修养，“甲戌本”在他手中保存了数十年，竟然对此不察。
启功从纸张、墨色看出北师大新发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大致是民国年间的产物，与后来红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吻合。启功说过，他看过《红楼梦》的程高刻本，对脂砚斋评本一点研究也没有，曾得到过一部列宁格勒本的《石头记》影印本，还送人了云云。窃以为：这些脂砚斋评本的抄写水平太低了，胡适收藏的“甲戌本”在其中还算是书写水平较高的一种。故而书画鉴定家、书法家启功对此难以提起兴致，更不可能对这些脂砚斋评本“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了。
虽然胡适的判断有过失误，但他的研究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其红学论著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路径。21世纪红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对胡适红学遗产全面辩证的剖析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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