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全球职业女性都在做什么？
原标题：疫情下，全球职业女性都在做什么？
“疫情期间四分之一的女性考虑减少工作时间或完全放弃工作” Seanberg's Lean In发布的 《2020年年度女性工作报告》指出。该报告主要关注新冠疫情对职业女性的影响，Seanberg's Lean In网站旨在帮助女性职业发展。另根据麦肯锡针对有子女的家庭调查，育儿是女性放弃工作的首要原因。
还记得疫情期间在家带娃又工作的日子吗？
“边带娃边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候就想先把娃带大一点再出去工作好了”
女性不容易，职业女性更不容易，而世界有千千万万的职业女性：中国的说唱厂牌创始人、印度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尼日利亚的“反拐卖”女性保护联盟主席……她们有过不安与彷徨，有过压力和痛苦，却一直抬头向上，在踏实工作的时候散发生命的光。
希望下面这些关于她们的故事，能为寒冬下的职业女性们带来丝丝暖意。
一． 即使掉进河里也阻止不了她去往患者家的脚步9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身着鲜艳的紫色纱丽（她的制服）兰佳娜·杜维迪坐在一张摆满药品的“桌子”上。她正在检查桌上的口服补液盐，铁片，止痛药，以确保它们都没有过期。
兰佳娜·杜维迪在给村民药物
之后，她会在她的村庄挨家挨户分发一些药物。
这是她在印度中部古尔古达村担任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一部分工作。 （社区卫生工作者有医学素养但没有医学学位，会接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于疫苗接种，孕产妇保健和营养等主题的定期培训。）
当古尔库达的一名孕妇在半夜分娩时，家人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人可能就是杜维迪。对于该村的大多数人来说，42岁的杜维迪是他们与公共卫生系统的唯一纽带。
他们称她为“ Asha didi”。 阿莎（Asha）是ASHA（认可的社会健康活动家）的缩写，ASHA是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运营的计划，也是杜维迪的职位。 阿莎（Asha）一词在许多印度语言中也表示“希望”。迪迪（Didi）是姐姐的印地语，也是一个贴切的名字。杜维迪的工作包括为新妈妈提供母乳喂养方面的建议，为婴儿接种疫苗以及分享有关常见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的信息。
今年夏天，杜维迪一直在抗疫前线。除了日常工作外，她还向村民分发了口罩，指示他们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并告诉他们如果感到不适立即打电话给她。
最初，新冠患者集中在印度城市，但该病毒已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中传播。印度现在比其他任何国家每天都收到更多的新病例，每天大约有70,000例新感染。
过去几个月中，杜维迪每天与数十人接触，其中一些人可能已被感染。即使戴着口罩并定期消毒，她还是很紧张。
“我一回家就会马上去洗澡。” 杜维迪说。
不过她其实之前就已经习惯了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
她的村庄位于印度中部偏远的丘陵地带，周围是茂密的森林，林子里漫游着野生动物和带武器的强盗。她坐船过河去病人家时，有两次都掉入了河中。
身体素质要求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唯一挑战。在担任ASHA工作人员初期，当她去给村民接种时，妇女会逃跑并躲起来，因为她们担心疫苗会伤害他们的孩子。
疫情期间这一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
“人们会说，没什么新冠病毒。”
但杜维迪向他们普及了新冠病毒是什么以及如何防范的。
在21岁儿子的帮助下，她制作了以新冠疫情为主题的海报，里面包含了许多注意事项。
杜维迪与儿子制作的防疫手抄报
杜维迪是个温柔的人，但她也有严厉的时候，比如当一些人（主要是男人）不重视病毒的危险或不好好带口罩的时候。
“疫情期间，为保持卫生，妇女承担了比平常更多的责任。” 杜维迪说， “她们需要清洗食品、杂货，还需要确保从外面回来的孩子要洗干净手。”
杜维迪已经担任社区卫生工作者近十年了。村里的女人都相信她，甚至有人以她的名字为女儿命名。每当看到婴儿及新妈妈的脸上露出微笑，她就觉得一切工作压力都烟消云散。
至于政府的补贴，杜维迪称几乎收不到。如今，她的月收入约为60美元，其中包括16美元的疫情补贴。 近几个月，印度全国的ASHA员工都在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冒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杜维迪表示自己会声援示威者，但没有参加罢工。
“如果我不在时，这里有人需要我怎么办？” 她解释道。
二．曾被贩卖的她现在帮助其他有过同样遭遇的人下午4点，奥萨斯·埃邦抵达位于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市中心老街区巴拉洛的一家咖啡厅，虽然很累，但一进咖啡厅就让她觉得安全了。
埃邦是一所性贩运受害者安全庇护所的创始人之一。
46岁的她2003年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来到意大利。她希望能到这里赚钱以供女儿上学。当时，8岁的女儿与埃邦的母亲一起留在拉各斯。
但是当她到意大利时，“故事变了”。她被迫在热那亚和巴拉洛的街上卖淫，以偿还数千美元的交通费。
好在埃邦最终逃了出来。当她在一个被称为卖淫中心的公园里接客时，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接近了她。
“他们看到我，问我你怎么了，怎么没和其他人一起站在街上。” 埃邦回忆道，“我当时很害怕，不想和他们走。他们又来了几次，直到有一天，我答应了。”
她被带到一个庇护所，然后做起了看护。
以埃邦为主角的纪录片导演请她展示舞蹈 Lucia Buricelli for NPR
埃邦在巴勒莫开始了新生活。她已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位老年人护工。但她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历过的悲剧。
2015年，埃邦和其他拥有同样经历的妇女建立了“贝宁市妇女”组织。“贝宁市”是被卖的尼日利亚妇女前往欧洲的出发点，西西里岛则是第一个入境口岸。一到目的地，人口贩子就会威胁妇女及其家人，要想回家，就必须得在街头或在连接房屋中卖淫以偿还债务。
“贝宁市妇女”组织的目标是帮助成千上万从尼日利亚到达意大利的被拐卖的受害者。它靠着个人资助，欧盟，当地教堂以及与市政府的临时合作获得的钱勉强维持运作。
作为志愿主席，为了能随时给被拐卖妇女提供帮助，埃邦的电话一周24小时都保持畅通。
目前有四名妇女住在“贝宁市妇女”组织为被拐卖妇女提供的安全屋中。它曾是一个法律和卫生服务中心，但由于建筑安全问题，去年被关。
现在，埃邦正在咖啡厅倾听一些受害者的故事。
2019年，“贝宁市妇女”组织开设了一家食品银行（一种专门为接济当地穷人、发放食品的慈善组织），每月开放一次，为大约60个家庭提供帮助。这些家庭中有从人贩子手中逃出来并试图重建生活的单身母亲。
意大利因疫情封禁期间，甚至有人请求食品银行从屋顶扔出援助品。
不过，令埃邦沮丧的是，许多被拐卖的女性即使摆脱了债务，也没有性工作以外的其他谋生方法。更可怕的是，并不是所有被拐卖的女性都意识到，她们是现代的奴隶。
“她们会说，某某某（人贩子）在帮我。我说，不，她们在‘奴役’你。” 埃邦说， “她们因为穷，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被奴役”
一杯咖啡过后，埃邦出了咖啡厅，走到了巴拉洛拥挤的鹅卵石街道。
移民和工人阶级都住在这个老街区的狭小公寓里，公寓的百叶窗从没开过，因为西西里阳光过于刺眼。
去年意大利进行了一次大逮捕，使尼日利亚的犯罪集团将总部转移到巴拉洛。因此现在走在巴拉洛街上的埃邦感到很危险。
埃邦很忙。除了在“贝宁市妇女”工作（她强调这是志愿工作）外，她还经常到罗马去做文化协调者，帮助妇女反暴力非政府组织“Differenza Donna”中被拐卖的妇女。
她的大女儿与尼日利亚和祖母一起生活。现在她已经20岁，马上要上大学了。自己能够为女儿付学费，埃邦很自豪。
除此之外，埃邦还成为了一部纪录片的主角。
在繁忙的生活中，她也一直在寻找平静的。“明天留给我的孩子们。”她说。
编译 | 张露曦
审 | 任慧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未经搜狐文化授权不得转载，欢迎分享转发。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疫情下，全球职业女性都在做什么？
《顶楼》秀莲来了，露娜走了，这家人都在做什么？
国君金工 | 全球疫情冲击下，哪些公司更具免疫力？
疫情下电子竞技正与传统体育相互“拥抱”
全球战疫：疫情下的马来西亚“零接触”生活
面对疫情，人类学可以做什么？
香港拍卖市场疫情下依旧火热
“数读”一周全球疫情
全球疫情“新的危险阶段”的国际抗疫合作
特稿：漠视·歧视·无视——疫情放大镜下的“美式人权”
网址: 疫情下，全球职业女性都在做什么？ http://m.shhpp.com/newsview170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