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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实为中心的语言哲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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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1 12:04

原标题：以事实为中心的语言哲学观点

语言与社会事实不可分

1、语言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同其他社会事实一样，其实际意义作用需联系人的社会活动方式，或者说需联系人在其中活动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规则，才能确定。

2、辩证两分法将语言同事实分割开来，试图离开事物对象与社会事实，孤立的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甚至本质。这种孤立把握语言的方法，不仅难以把握语言的实际意义，更无法弄清语言反映的事物对象与社会事实的本质。

3、语言与事实两分，除了使人把语言看成可离开事实孤立存在的东西之外，还使人陷入另一个极端：即视语言为事实，视概念为对象，将概念定义看作事物对象本质，将现实看作概念本质的不完善表现，走向柏拉图的唯心主义。黑格尔辩证逻辑，正是以概念代替现实、以概念推演代替现实事物研究的典型。

4、整体主义语言观认为，现实的语言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与社会事物对象密不可分。比如“民主”，它不仅是个语词符号或概念模型，同时它还是一种实际的社会属性与现象。唯有把“民主”这一语言符号与相关事实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民主概念与民主属性的意义。

5、离开的整体主义语言观，从一个角度出发，认为语言（包括概念、命题）的意义在于它产生的经验效果，在于一个命题与其相反命题在实际结果上的差异，这成为实用主义语言观。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命题的意义由反映对象决定，受外在的人的感觉观念无法左右的形而上学实在决定，这构成唯物主义的语言观。哲学大家康德则认为：语言和事物对象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对象无范畴则盲、范畴无对象则空”，离开事物对象，孤立的概念思辨得不到任何现实的知识，只能得到虚妄。

6、普遍概念是事物对象的抽象模型，人们建立概念模型、研究概念间相互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概念所代表的现实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由概念模型研究推演获得的事物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原理，有否实际意义，要看它们代入现实对象后能否获得可已经验证实的结论。

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与其意义相近）这个概念模型互相关系原理为例：如果一个时期统一是正确的，人人追求的，另一个时期分立与相互独立又成为发展的趋势、众人的追求；一段时间某家庭大富大贵令人瞩目，另一个时期这个家庭又衰落无比、人人鄙视；一个时期商品生产者均追求华丽更华丽、夸张更夸张的包装，另一个时期人们又把简单朴实没有包装作为追求与时尚。若这一类现象成为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现象，则“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一概念模型及其相互关系结论，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实际经验的证实。某种程度上，这个辩证法箴言亦可配得上“真理”或“规律”的名号。

作为事实的语言

作为事物或事实现象的符号，语言反映指称事物与现象，有自己的组织规律和系统特性，比如语法规律、逻辑规律、概念系统特性等等。作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语言则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其意义作用需联系与语言相关的其他社会事实才能确定。

人的脚印也是一种符号，拿脚印打比方：作为符号的脚印，有自己的特性与组合规律，它与脚印代表的社会事实可以分别存在、分别认识把握。而作为社会事实一部分的脚印（如盗窃现场的脚印），则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其意义作用要联系与脚印相关的其他事实才能确定。同理，作为事实的语言是社会事实整体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地位，其意义作用要联系与语言相关的社会事实才能确定。

一个以事实为中心观察研究盗窃现场脚印的刑侦人员，在脚印中看到的不是脚印本身的特性与组合规律，而是脚印在整个盗窃事实整体中的意义。比如通过脚印的观察研究，侦查员得以搞清盗窃活动的主要目标、盗窃犯的年龄、逃跑的方向方式等等。同样，以事实为中心的语言应用者，通过概念、语词、命题、文本，看到的不是语言符号或概念语词文本自身的特性，也不是它们的组合规律，而是语言的社会事实特性与制度规则特性，是语言在社会事实整体中的作用意义。

比如听到“糊了”这句话，观察研究者马上会意识到此为麻将活动社会事实的一个方面，依靠对麻将游戏规则的了解，很容易弄清楚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完全不需要从语词“糊”的来源、“了”这个语气词的实际作用，“糊”字最初的意义以及它在汉语系统中的诸种用法等，多个角度去分析认识理解“糊了”这句话的实际意义。

现实生活中，听到“杀”这个语词，人们完全明白它在象棋对弈活动中的意义同在战争活动中意义的区别，因为这两种社会活动的规则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事实整体大相径庭。看到“将军”这个语词，人们完全明白其在象棋比赛活动中的意义同在政治竞争活动中的意义迥然不同，因为二者行为规则、目的追求和人们的活动方式不同。所以，对语词概念或者语句文本实际意义的理解把握来说，从语法逻辑规则出发的研究，即使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也是价值不大的。

作为符号的语言与作为事实的语言

作为符号，语言有自身的形式、系统特性与使用规范，具有某种独立性。它与事物对象属性是象征比喻的关系，有一个反映的正确不正确，像不像的问题。但作为社会事实一部分，语言同其他社会事实就不存在相互对照的问题了。就像盗窃现场的脚印，作为盗窃事实的一部分，与其他盗窃事实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同理，作为社会事实一部分的语言，同其他社会事实有什么相似相同的地方吗？显然没有。

作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的语言，其意义作用需联系整个事实整体才能作出判断。有事实和对象，相应的概念模型才富有生命和活力，才能被人们感知与感觉。反之，有一定的概念模型，才会有该模型确定的经验方式、测量尺度下主体间公认的事实。事实离开了相应的概念模型便不完全，没有语词或概念模型规定型塑的事实，不是主体间存在和确认的事实。

普遍概念模型像一个个型塑与抓取事实的模子，它由特定的测量尺度观察范围抽象对象等范式要素构成，事实就是被这样的具有特定范式规定的概念模子，像铸土块一样一个一个铸出来的。没有一定的概念模型，就不会有相应的事实的土块土坯。没有“民主”这个概念模型，民主这个事实就无法在主体间被指称确认；没有“同志”这个概念模型，就不会有“同志”这个主体间共同指认的事物对象；没有“网红”这个概念模型，主体间就无法确认网红这个人所共知的对象。反而言之，“爱情甜蜜性”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因为没有“爱情甜密性”的这一普遍概念模型及相应的观察测量尺度，“爱情甜蜜性”这个事实，在当下就不能成为主体间公认的事实。

没有事实的语词模子与事实的观察测量框架，就没有事实

概念模型和语词定义框架像取景器，它从事实中抽取出与自己观察范围、测量尺度、观察目的、抽象对象相关的部分。比如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在一起旅行游玩的事实，如果你用不同的概念模型或不同的取景框去观察聚焦，看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事实。用“孝顺”这一概念框架去观察，你看到的是老人对子女的疼爱关心，子女对长辈的顺从敬重；是儿孙绕膝、其乐融融。如果你用“民主”这一概念模型去看待这里的活动与事实时，你看到的是大家遇事商量，顺从多数人的意愿要求，而不是某一个人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其他人依令行事小心翼翼；如果用“游戏”这一语词概念去指称规定这一活动场景时，你看到和抽象出的是胡牌、赢钱、笑话，青年人的歌声，女婿的出洋相等等事实。

运用的概念模型和语词模子不同，你从整体的事实中抽取的事物对象属性、用以衡量事实的尺度，评价行为的取向就不同。你用“长征”去指称1936年那场工农红军部队历时一年的战略大转移，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与长途跋涉征战，与红军部队的转移、征集新兵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等等的事实；你看到的是这些活动与红军生存的联系，成功突破白军重重包围与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联系。正像你用“小姐”去指称某个或某些姑娘时，你看到的事物对象，观察的目的范围，评价所用的尺度，同你用“丫鬟”去指称她们时完全不一样。

语言的社会规则意义

整体主义语言观的意思是：活的语言，应用于工作生活与科学研究的语言，是人们工作生活与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社会事实整体的一部分。语言（包括语词、概念、语句、命题）的实际意义和作用，需联系人们工作生活及科学研究方式，联系语言之外其他社会事实，才能正确理解把握。

所谓语词概念的“语言游戏”意义，实际就是语言符号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规则意义，是语言符号在政治经济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篮球竞赛活动乃至恋爱活动行为规则下的意义。以“你真坏”这句话为例，它在恋人情话中的意义与普通语言使用者的意义就大不相同。

由于在恋爱活动中，双方为表达自己的真心真爱，往往会说些大话谎话、奉承的话甚至自贬自虐的话，这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不是正派人士或好人说的话。听到这类话的恋人称对方“真坏”，是从日常工作生活方式规则出发作出的评判。但从恋爱活动特有规则出发，双方都知道这样做是因为“爱”，因此这里的“你真坏”其实是“你真好”的意思。

恋爱之间亲密无间，往往会在人少或无人之际做一些私密行为和动作。这些行为动作往往与公开场合社会德道规范相违背，恋人之一说对方“真坏”，是从这些公认道德规范出发做出的判断。实际的恋爱活动，人们追求的正是这些私密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不正经”“不道德”“不雅观”，因此这里的“你真坏”同“你真好”意思相近。

恋爱之中最重要的是双方的感觉，因而投其所好最常使用，对方的一点优势长处被说得非常好、了不得，甚至对方的缺点也被说成是优点和长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者是“骗子”一点不假，说“你真坏”名副其实。然而对于表达爱慕和衷心的恋人而言，“你真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同“你真好”相同相近。

其他语词、概念、语句甚至文本，也同“你真坏”这句话一样，也要从人们社会行为规则的角度问题去理解，才能真正把握认识其实际意义。总之，是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或者说是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规则，决定了语言符号的实际意义、现实意义，而非语言系统规则（语法修辞规则）或逻辑规则决定语言符号的实际意义。

语言哲学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的价值

语言的逻辑形式是语言的思想表达形式，符合逻辑规则的语句，就是不违反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规则的语句。语言的语法形式是语言系统内语词语句的组织形式，符合语法规律或语法规定的语句，就是有主谓宾的句子、运用正确修辞方法的语句等。语言哲学从语言的这两个方面入手，发现传统哲学中有很多不符合逻辑规则或语法规则的语句，发现不少命题的真实的逻辑形式与实际的逻辑形式不一致，因而断定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出在这里。

而在整体主义语言观看来，语言的意义作用不在语言本身，也不在语言表现的对象，而在语言与人的活动构成的生活工作方式，在社会行为规则。比如，“你真坏”这句话，管教干部对管教对象说，与爸爸对三岁小孩说抑或恋人之间说，因为语言交流主体生活工作方式及社会行为规则不同，这句话的实际意义便大不相同。“杀”这个语词，在象棋手口中说出，在象棋对弈活动下说出，与乒乓球对手在竞赛中说出，或游击队指挥员在队伍冲锋时喊出，因为说话主体活动方式与社会行为规则的不同，该概念的实际意义也大不相同。

整体主义语言观同实用主义语言观似乎相近，二者都要从语言的实际效果看语言符号的意义与作用。只是实用主义者主要从具体语境和对话者生活经验的角度看待语言的实际效果，整体主义语言观则着重从人们具体的生活工作方式与社会行为规则出发，看待语言符号或命题的意义作用。比如分析台湾政局，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台湾媒体上有关蔡英文或台湾政治的只言片语，听众或者读者如果仅仅了解具体的语境和台湾人的日常生活，而不了解台湾实际的政治活动行为规则与潜规则，就搞不明白那些话的真正含义。

又比如像推特那样的文字形式，倘若特朗普说出了与奥巴马同样的话：“我跟金正恩进行了很好的交谈，金领导人对会谈充满热情”。由于朝美两国交往规则和美国总统的行为方式业已发生很大改变，特朗普这句话蕴含的实际意义与奥巴马同样说这句话时包含的实际意义一定会有很大差别。

总之，就语言实际意义的理解把握而言，命题、语句乃至文本的语法逻辑分析固然重要，但远没有语言哲学家以为得那么大的价值。

“纠纷”一词的实际意义

一

语言文本的语法意义与逻辑意义，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语言在人们生活工作方式和社会行为规则中的意义，即语言文本或者概念语词的规则意义。以“纠纷”这个表达事物属性现象的概念为例，让我们看一下不同生活工作方式或不同体制规则下，同一语言符号经验意义的差别。

特朗普与其下属官员——联邦调查局长——发生了矛盾纠纷，特总统不会也不敢指使人伤害联邦调查局长，更不可能暗杀他，美国政治体制规则决定了总统与下属官员矛盾“纠纷”可能采取的形式与可能达到的严重程度。与之不同，在苏联政治体制规则下，倘若最高行政官员赫鲁晓夫与其下属发生了矛盾“纠纷”，问题就可能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在美国，因为公民权利保障与政治体制规则的特性，联邦调查局长可能因坚持原则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受到民众的同情支持。激烈的政党竞争环境，还会促使他所在的政党重用打造他，遭撤职后的局长不仅不会出现生计困难，还会因此政治前途远大。不仅如此，因广受瞩目，调查局长出书演讲或接受媒体采访还可以获得远比工资高得多的收入。与此不同，因为权力高度集中、政治活动的非竞争性，苏联政治活动规则下，与赫鲁晓夫发生纠纷的下属官员之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力必将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遭撤职的赫鲁晓夫下属就可能没有地方工作就业，要吃饭还得求领导开恩。矛盾继续发展，下属官员的生命安全还可能受到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下，当事人只能采取叛逃、自杀、报复伤人或泄露自己掌握的机密等手段，依靠提高公众关注度来保护自己。

这就是“纠纷”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政治体制规则下迥然不同的实际意义。

二

再来看“医患纠纷”这一概念在不同医疗体制规则下的经验意义。“医患纠纷”在竞争普遍的市场经济社会，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地方，同我们当下一些地方的情况很不相同。在我们这里，一、因为患者（医疗服务的消费者）较少医疗服务机构的自由选择权，在与医院发生纠纷后，缺乏对等的权力地位与平等的博弈手段；二、因为法律与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过程出现的矛盾问题较少干预，行政监督和规范的纠纷调解的缺失，患者的弱势地位加上医疗服务市场缺乏竞争的大环境，使得“医患纠纷”问题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社会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严重程度。

美国等发达国家，医疗服务消费出了问题或者说患者与医院发生了矛盾纠纷，完全不会想到去伤害医生护士，只需将相关证据提供给律师，由律师找有关部门交涉，或者直接将相关信息透露给媒体就可以了。涉事医院，在问题矛盾刚一露头，便会受到合理解决息事宁人的强大压力。很快，让步、道歉、赔偿等解决问题方案就出来了，很少令服务纠纷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便患者最终走上法律诉讼道路，医疗服务消费者也往往成为这类纠纷博弈中的强者。

反观我们这里，类似医院这样的垄断性机构出了服务质量问题，或与消费者发生了矛盾纠纷，人们除了找医院外，基本没有可以方便找到并依靠的第三方组织机构。找卫生主管部门如同企业运行有了问题找市长，类似于信访告状。只能找医院解决问题的现实环境，与缺少纠纷调解规范程序的情况，使得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成了人们解决医患纠纷的潜规则。久之，找医生吵架、到医院闹事、威胁甚至伤害医护人员，雇请专业医闹，便成了医患纠纷发生后解决问题的基本路数。

所以，欲真正理解“医患纠纷”这一概念在当下社会的实际意义，必须把这一概念置于现实的医疗体制条件下，置于医院与医疗服务消费者纠纷发生后处理问题的一般规则与潜规则之中。正像要真正理解“纠纷”一词在美国政治活动中的实际意义，必须将这一概念置于美国社会具体的政治体制规则下一样。

语言与实在不能分的原因

语言与实在、认识与实践、意识与物质的意义与相互关系，是哲学经常谈论的。只是传统哲学总是孤立研究这些范畴的意义，抽象的谈论这些范畴的辩证关系。而实际上，这些成对范畴代表事物对象的不同侧面，欲把握或搞清它们的实际意义，需将它们看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

虽然这些成对范畴的前者与后者不是绝对分不开，而是即使事实上可以分开，人们也不能将它们分开或分别认识把握。因为在这里无论是语言的象征性符号性，还是实在的客观性、可感知性，都是语言与实在相互作用体现出的整体特性。希图离开实在孤立的把握语言的意义作用，或者希望离开语言单独认识把握实在，都是做不到的。就像计算机与软件构成统一整体，欲理解认识把握该整体的特性（如文字处理特性、游戏特性等等），孤立的研究分析计算机或孤立的研究分析软件，都必定达不到目的一样。

很多情况下，对于人们试图认识的问题、希望把握的特性规律而言，离开整体，孤立的分析研究构成整体的某一要素，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误入歧途。像探究语句或概念的实际意义这样的事情，如果仅仅从语言符号入手，或者仅仅从语言符号表达的事实对象入手，显然不行。因为语言不仅有概念模型意义（由定义决定的符号意义）、语法意义和逻辑意义；在现实中它还拥有规则意义和生活方式意义。弈棋活动中，如果对方的马准备吃你的将，你说道“必须阻止这一步棋的发生，不然我就死了”。这时你的话的意思，就必须联系象棋活动规则才能理解。如果听这句话的人如我孙女那般，没有一点象棋规则意识，总以为谁吃的棋多谁就赢，那是根本不可能理解这句话的实际意义的。

换句话说，欲理解“死”、“活”“赢”、“输”、“将军”等等语词在象棋游戏中的意义，人们不仅需要懂得这些语词的符号意义，弄清它们在语言系统中的语法意义，在思想表达上的逻辑意义，更要了解象棋对弈者遵循的游戏规则。只有懂得了象棋游戏规则，人们才能够真正搞清楚象棋活动中相关语词概念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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