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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的大巴山原乡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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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8 16:37

原标题：基于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的大巴山原乡写作

基于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的大巴山原乡写作

刘婧周毅《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连载四

宁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一、地理基因与地理感知：张中信原乡写作的本源性因素

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是文学地理学批评和研究中的基础概念。

地理基因属于文学地理学内部研究的范畴，它指向作家。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后，便会随创作过程融入并呈现在作品中。（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页。）地理基因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邹建军认为探讨一个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问题可以思考三个层面：“一是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直接来自于他从小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是地理基因形成的最主要途径；二是从上几代人所遗传下来的生命基因中的地理要素，比如祖父母是山地出生的，父母是平原出生的，而自己是海边出生并成长的；三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它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邹建军：《江山之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总之，所有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里，都拥有地理基因，且地理基因与文化基因、家族基因等密切相关，故而往往具有个体性。

所谓地理感知，是指“作家对天地之物，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物候、天文等等，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感到的、认识到的一切东西”。（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44页。）文学地理学认为，作家在作品中体现的地理信息、地理意识乃至作品地理空间的建构都源自于作家对于“天地之物”的感受与知觉。所有与地理感知相关的东西都应该从作家作品中来，且不能只限于作品的综合呈现，更要从作家的回忆录、日记等非纯文学的材料中去查验。有论者论及地理感知的作用方式与重要意义时，提及地理感知与文学创作在微观层面上的关系：“地理感知以即时或间接的方式，与创作主体的社会阅历、家族环境、修养性情以及地理空间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一起，共同作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王金黄：《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52页。）简要地说，在文学地理学看来，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于作家的创造，而地理感知则是作家创作的来源与前提。

在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阈下，作品研究和作家研究是难以分割的。由张中信作品呈现的地理景观和地理空间的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溯作家的创作心态、动机、经历与境况，亦可系统性把握作品的情感思想与文化内涵。这就要求具体探讨地理感知和地理基因在作家自身和其作品中的折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基因与地理感知是不可分割地、有机综合地作用于张中信的文学创作，既奠定了张中信创作的基调和主题，也和作家作品的成就与价值分不开。正是基于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的基础性影响，作家才能通过生命意识等中介机制形成文学实绩。

在地理基因的激活与地理感知的调用中，张中信的创作形成了其基本特征：外向维度的景观抒写和内向维度的原乡情结。前文已对外向维度的景观抒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探析，在该章中将重点探讨“内向维度的原乡情结”之形成、表现与作家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理叙事与地理想象的意识对于张中信创作的重要影响。

二、地理基因的来源与表现：奠定大巴山书写的基础

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一定的“地理基因”，也是一种“基础”，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存在虚空的“人”，作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受时间限制的同时亦受到空间的制约。尤其是创作对象与自然山水密切相关的作家，其地理基因往往是外化且显著的。

不管是吟咏“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且高呼“蜀道难”的李白，还是曾生活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的郭沫若，抑或闻名遐迩的英国作家劳伦斯……倘若爬梳古今中外知名作家的经历与其创作对象、意象与空间的选择之间的关系，那么地理基因的基础性影响或许便是一种共性。

虽然每一位作家身上都存在地理基因，但并非所有作家的地理基因都会对其创作发挥作用。（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0页。）毕竟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创作选择具有复杂性，“影响论”也断不能替代“决定论”。有的作家地理基因显著且外现，有的则几乎不会受其地理基因的影响；有的作家的创作实绩与其地理基因密切相关，有的则很少受到地理基因的辖制。所以，地理基因对作家的影响大小是不确定的，机制是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哪怕是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作家，他能否感知、开掘、运用自身的地理基因与其身体条件、心理结构、成长经历、思想性情等诸多因素都有重要关联。这也是文学之所以具有鲜明个体性的一种佐证。

有的作家一生游历四方，地理基因的构成异常复杂，最终会形成“地理根系”，对其创作产生综合性的影响。但在地理基因的构成中起基础作用的，则是作家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理环境对其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张中信对自己的地理基因进行了最大化的开掘，并在主动选择和潜在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使得其“大巴山”地理基因对其创作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作家诗意的、强烈的原乡情结本质上就来源于其大巴山基因。

考证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作家从小所生长的自然山水环境，以及他后来成长的自然山水环境，也包括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写作环境；一个是通过其作品中的种种地理因素，说明其特定的地理基因是存在并发挥了作用的。”（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0页。）前者要求对作家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及作品书写地进行实地的考察，而后者则要求对作品进行细读，通过作品中的地理景观、地理空间等因素把握作家的地理基因。同时，读者也需要掌握作家的日记、回忆录、序跋文章以及有关作家的评论文章等材料，以此作为透视作家地理基因的重要佐证。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张中信地理基因的生成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以家乡为中心的大巴山自然地理环境；第二，秦巴地理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首先，作家地理基因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自然山水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大巴山地层古老、地形复杂，多山多水，且河流切割现象突出，山体容貌凌乱，道路崎岖难行，地域阻隔严重，交通不便，由此形成多个小村落。这里林木众多，资源丰富，生态结构良好，保存着原始的生命气息和浓郁的山水品质。张中信生于斯长于斯，“骑着牛，背着尖背篼，听着红军的英雄故事，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应槐：《张中信创作论》，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5页。）诚然，随着作家足迹遍布大巴山，他书写了更多能够体现自己地理基因来源的文字，但其大巴山基因的构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家乡。

除直接抒写野茶灞人情风物的《野茶灞时光》《野茶灞纪事》外，在多部作品中，作者都细腻地诠释故乡的况味，他的写作总是原乡的写作。

那个世界，以及那块土地上生生息息，世代相传的人们，养育了我，庇佑着我，造就了我。今天，当我将曾经的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释放出来，才明白，它们早已与生俱来融化在我流淌的血液中了。（张中信：《童话时光》，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1页。）

他用大量的笔墨速写对自然地理境况的所见、所闻、所感，在现实中回味，在回忆中找寻，大到河流山峰，小到一只虾、一只蟹、一株狗尾巴草，都是作家浓厚地理基因的外向投射。

石头底下，清亮河水里，一只蟹或虾正在伸着懒腰，或者有两尾鱼，在交颈而眠，面对突然间被掀去的房屋，它们似乎并不太在乎。这种人类与鱼类和睦相处、生存相依的境界，就这样保存在我童话般的心中了。（张中信：《童话时光》，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6页。）

童年与山水中生灵之间的记忆在几十年的风雨淘洗中仍然没有淡化，成为作者心中最值得回味和书写的对象。大巴山独特地理环境中的一草一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作者的童年，具体而深刻，使之难以忘怀。

“诺水河，诺水河，风调雨顺就快乐。”我们在河边抓鱼抓累了，便开始玩起过家家的游戏，也便有女孩子唱起清丽的歌谣。诺水河岸边红绿相间，黄白相映的芦花苇草，成了女孩子们打猪草、男孩子们放牛羊的天地。（张中信：《童话时光》，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7页。）

诺水河畔，花草之间，小小的身影愉快地穿梭。在“母亲河”诺水河的哺育下，作家度过了最无忧无虑的童年。

大量的有关大巴山自然山水的童年记忆、自述和成规模的文学书写就是作家深刻地理基因的显著外化。诗人、作家对自己的地理基因往往是最敏感的，张中信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除了在其散文中能够捕捉其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所具备的地理基因外，其所创作的两千多首“新古体诗”中亦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其对大巴山山水的赤诚表述。如《诺水颂》有云：

大巴山地洞府迷，云遮雾绕世间稀。

诺水生来三亿纪，何处风光有此奇？

峰从人面直拔起，突兀峥嵘纷呈里。

山如列国何茫然，争雄逞霸气冲天。

（张中信：《通江书》（诗歌卷），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9页。）

诸如此类赞美大巴山的诗句倾注了作者对于大巴山热烈深沉的赤子之情。在诗歌和散文中，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张中信身上的地理基因与大巴山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直接而深刻的关联性。

其次，秦巴地理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对于张中信地理基因的形成及其地域书写的实绩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人类总是在自然地理的基础上创造文明与智慧。秦巴地理区域在历史的浇筑中逐渐形成了秦巴文化，“包括整个大巴山区和陕西秦岭与巴山相交接的地带，历史上的宕渠十六郡县，包括今天的达州和巴中……”（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李秀东分析了秦巴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大体从“远古巴人神话”“历史战史记录”“历代文人雅士文史作品的影响”和“历代农民起义及匪乱”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的确，这里的巴人图腾与舞蹈至今还有所留存，武则天、李贤等历史名人曾在此生活过，农民起义曾在此地绵延不绝。20世纪革命年代，大巴山“闹红”，更是留下了无数的红军事迹。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此地的人文地理环境从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作家群体的代际影响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展现的大巴山人文品格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张中信地理基因的完型。

第一，在大巴山地区流传着种种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名人事迹与革命传统。作为一个在牛背上听着山歌号子和故事长大的作家，张中信自然而然地被当地浓厚的人文气息所笼罩。在创作中，他引用历史、传说和各类经典事迹可谓信手拈来。

其引文人诗词，常有独到的见解：

明崇祯十八学士之一的通江籍文人向玉轩，辞官归隐诺水河金童山和中峰洞，曾写下千古名篇《二洞记》《洞里闲居望江南三章》，文字优美，流畅清新。尤值称道的是他的《山居》诗：“结庐东山下，心清事自幽。倚槛观鹤舞，临水看鱼游。”短短20个字，活生生再现了400年前又一位陶渊明式的隐者形象。（张中信：《通江书》（散文卷），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8页。）

其述神话传说，往往注重人文情怀的传达：

后来，笔者无数次往返诺水河畔，却再也没有过寻找那岩洞中梳头美女的冲动了，是岁月磨平了心中的块垒，还是现实击碎了少年的梦想？山南水北的旅游者蜂拥而来，他们依然兴致勃勃地在寻找看见“美女梳头”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他们的执着和虔诚，难道不是我们追求美好向往的希冀吗？（张中信：《通江书》（散文卷），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而对于红军的浴血历史，作者更是了若指掌，颇有感慨：

在这座千年小城，如果一定要发问，那我只能这样问，在通江，红城文化的核心应该怎样来理解？答案毋庸置疑，那就是“红军精神”。（张中信：《通江书》（散文卷），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14页。）

诚然，作家在创作每部作品时都需要酝酿期、准备期，其中就包括采风、查阅文献资料等过程，张中信也是如此。但因为作家自小耳濡目染，又踏及巴山各地，其必受到原生地理环境中人文传统的塑造，所以其地理基因的形成与大巴山人文地理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张中信在文学上起步不晚，自幼喜好古体诗词，而后转向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等多种体裁的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上，他以原乡地域书写为主，这一点相当程度上也承继了“大巴山作家群”的创作理念和传统。作家群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因地理环境、生活情况、人生境况、创作理念、表现主题等方面趋同而形成的作家群备受关注。如我们熟知的“东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南阳作家群 ”“康巴作家群”“大巴山作家群”等。“大巴山作家群”已历三代，第一代以梁上泉为代表；第二代名声最大，成就也相当喜人，如谭力、田雁宁、陈官煊、贺享雍、王敦贤、李贵等；第三代则以罗伟章、卢一萍、阳云、张中信、曹琨、杨通等为代表。虽然每一代巴山作家都处于特定的、迥异的时代语境中，但他们之间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得益于深厚的现实基础，他们从大巴山汲取能量，关注历史在这片土地中的阴影或阳光，亦常从小人物着手，书写人性的善恶美丑。例如写大巴山的妇女，“无论是谭力、李贵笔下的巴山妇女，还是张中信笔下的巴山妇女，都有一种忍耐、崇高、吃苦、奉献的悲剧美……”（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

大巴山作家们匍匐于山水之间的态度与此地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氛围，都对张中信地理基因的完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张中信在大巴山生活时间长，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很多是普通人。然而，地域蕴藏的恒久的、独特的品质就是在普通人身上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展现。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张中信汲取了大巴山稳固的人文品格，这种品质最主要、最直接来源于作者的亲人和熟悉的父老乡亲。在张中信笔下，他们坚韧而顽强，淳朴而真诚。在父亲身上，他看到了吃苦耐劳与善良诚实；在祖母身上，他领会到了生命的不屈不挠；在一众父老乡亲身上他也感受到了正直、纯粹与坚持。如在写“金爷爷”时，作者就表达了对他的追思与敬意：

我无法忘记他的形容：眉毛和胡子写着灰白的慈祥；两只鹰眼闪烁着警惕的神光。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极像一个军人。

可惜，金爷爷一辈子都没有当过兵！（张中信：《失语的村庄》，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可见，作者地理基因的形成与大巴山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同样休戚相关。

在大巴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共同滋养下，张中信形成了稳定的地理基因。这片土地的独特、多姿与作家自身的敏感、诗意相融合，又使得作者的地理基因得到了显著的外现。同时，作家自己也主动选择了放大自己最根本的大巴山地理基因，无论走到何地，形成了多少其他地理基因，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大巴山的容貌与胸怀。

值得注意的是，邹建军认为，作家身上固然有“地理基因”，但也有其他基因，它们也与地理基因密切相关。“作家身上存在地理基因，但同时也存在文化基因、民族基因、家族基因，它们往往相生相伴地存在于同一位作家身上，同时也体现在特定的文学作品里。”（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0页。）这个说法是中肯且有意义的。

就张中信而言，他的家族基因便是相对突出的。张氏共有兄妹八人，张中信的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是淳朴老实的巴山农民。祖父曾经参加过“闹红”，还曾做过村苏维埃主席。尽管父母没有多少文化，但张家亦形成了独到的生存智慧与朴实家风。应该说，张中信的文学创作受到了父亲和大哥的影响。作家自己说，他从父亲和大哥身上继承了“忠孝节义，用忍为上”的百忍家风，而在作品的序言和一些访谈中，作者也常常提到大哥对自己的影响。在回答“是什么点燃了你的创作欲望”时，张中信坦言：“我大哥的谆谆教诲和他的那些文笔优雅、论证严谨的政论散文，气势磅礴的古典诗词的熏陶。那年我研读他的那些优美哲理的散文之后，深受启发，便有点蠢蠢欲动。大哥及时鼓励并指点，县办刊物《通江文艺》刊发了我的处女作《童年的思考》。从此，我走上了创作之路。”（王应槐：《张中信创作论》，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5页。）

再有，张中信身上的文化基因不单只源于大巴山的人文地理环境，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自古有之的文人传统。在作家看来，这种文人传统可用八个字概括“匹夫天下，家国情怀”。一番宦海沉浮后，他主动摘去头上的“顶戴”，沉入文化场，实践自己理解的文人传统。“虽然我可以保证自己不做一个庸官，但我无法摆脱中国文人的基因遗传，所以我在写作状态上，始终在寻找着这样一种文化现场，寻找一种横亘千年的文化人格。这样的选择，我不得不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5页。）

总之，张中信身上的基因是丰富的、复杂的。或许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携带着各式各样的基因，尤其是地理基因。但是诗人、作家等文学家因偏重以文字实现细腻的情感表达，他们的种种基因更容易外现，也更容易被自己所挖掘和放大。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如此。同地生长、发展的作家或者游历经历极为相似的作家选择的表现对象不一定相同，他们的创作风格也可能大相径庭。但无论如何，当代文学需要张中信这样的善于开掘自己的地理基因，并在此基础上扎根乡土，为地域书写探索发展路径的作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但，“如果作家随着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地变动居住环境，那么就会有新的自然地理因素的加入，与原有的地理基因发生碰撞而产生新质，并且一直会有所变化；但是，它们都是围绕早年形成的地理基因而存在与发展的。”（邹建军：《江山之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所以对张中信而言，他所持有的主要还是由大巴山所奠定的相对稳固的地理基因。

在大巴山地区生活到而立之年的张中信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深刻的地理基因，尤其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到了各种地理因素的浸淫。而其地理基因之所以会如此强劲地影响其创作生涯，实际是他离开大巴山后在复杂的地理基因之变与不变中，以及在自己的选择与筛选中，其大巴山地理基因被进一步强化，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原乡地域书写。

三、地理感知的调用与深化：丰盈大巴山书写的内蕴

虽然在实体意义和精神意义上大巴山都是作者独一无二的“地理故乡”，但是它又是怎样转化为文学表达的呢？其中介无非是作者。虽然笔者已经对作者的地理基因与其原乡书写的关系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但显然还无法全面解释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毕竟“基因”只是“发生点”，是一块必不可少的“基石”，但是究竟是什么激活了“发生点”，开掘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文学表达成为可能的呢？那就不得不探讨“地理感知”的问题。

地理感知与地理基因一样，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作家，尤其是写作中地理因素突出的作家，要把地理要素转化为文学，必定依靠地理基因的奠基作用与地理感知的触发作用。

地理感知具有时空性和审美性的特点，是“文学创作者对天地万物的心理化感应以及对人地关系的观念性感知，是一切自然现象和以地方为生存基础的人类活动在作家和诗人感官系统上的客观投射与审美观照”。（王金黄：《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52页。）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讲的“应物斯感”“缘事而发”，在一定层面上强调的就是作家经由地理物象或事象触发生命意识，产生心理化的审美活动，进而以创作的方式诠释审美感受。应该说，对于地理的认识和体悟，必须以地理感知为基础。例如闻名天下的《兰亭集序》，王羲之对于集会地点周遭的地理环境产生了敏锐的感知，才有名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在极好的天气与绝美的风景中，书圣“仰观”“俯察”，心中澄明通畅，又与好友共事集会，不由得抒发自己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念，给予后人无限感叹遐思。再如现代知名散文家宗璞的名篇《紫藤萝瀑布》《秋韵》等，对于不同的地理物象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精到的描写，并从中上升到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思索。

与自然地理关系密切的文学的产生，其共性就在于作家对于地理的感知。“因为文学往往产生于作家的感觉与体验……自然地理环境既是作家成长的基本条件，也是作家成长的基本要素。”（邹建军：《江山之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6页。）当然，不同作家的地理感知方式与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与俞平伯夏夜泛舟秦淮河，两人约定写下了同题美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两人对于秦淮河的感知及因此而衍生的心绪情感则存在较大差异。

地理感知的调用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作为大巴山的儿子，张中信以其敏锐的地理感知能力完成的一系列写作，凸显了他的原乡情结。他感慨道：“这个村庄既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全部思考和写作的生长点。对我来说，故乡不仅仅是美丽的诺水河，不只是川东北野茶灞这个地理意义的出生地，而是我的精神源头和灵魂的安妥地。”（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4页。）更可贵的是，他对于锻炼这种能力，强化感知的广度与深度持一种相当自觉的态度：“在写作中，我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所有的感官，敏锐地捕捉乡土的声色、光影、触觉和味觉以及那些细碎琐屑的细节，并把它们细腻地表达出来。”（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4页。）

基于深厚的家乡地理基因和敏锐自觉的地理感知，张中信的原乡地域书写系统、扎实、深刻，发人深省。

必须明确，即时性的地理感知固然可以诱发作者创作一篇游记、散文或报告文学，但篇幅较长、主题意蕴较为复杂的文学作品则需要大量的地理感知及其储存、转化而成的地理记忆。如果说不同的作家在同一时间面对相同的地理景观会产生不同的地理感知，那么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间面对同一个地理景观同样会产生不尽相同的感受，这就与地理记忆有关。地理记忆在文学创造中往往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作家如果多次到过表现地，那么多重记忆必定影响创作。张中信的原乡地域书写就有这种特点。

举例而言，作者对于“空山”的书写就是建立在地理记忆之上的。第一次走进空山是1995年的秋天，作者对空山坝、“空山天盆”等进行了游览，但这一次的地理感知尚不深刻，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在《空山》纪录片走出大巴山后数年，作者第二次游览空山。这一次他的感知明显具体了很多，山峰、野花、洞穴皆入其眼。而后作者第三次到空山，从走马观花的全面浏览转为更加聚焦于具体景点的深入开掘。其对“恐龙峡”的描述令人倍感奇绝，仿若身临其境。

峡中“恐龙”细长龙须又形如象鼻，对面的高山状如雄狮，两山对峙如巨兽锁江。空洞河水匆匆流过，时而隐蔽，时而裸露，时而文静，时而咆哮，变化无常，奇趣多端。游人趋至，无不叹其神妙。（张中信：《通江书》（散文卷），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

到第四次去空山的时候，他对此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着重记录了空山的“离奇之处”。作者从“待皇树”的景色与故事深入思考到中华民族的儿女共有的坚韧，在感知层面上又更深一层。作者在四次游览空山后，创作了散文《空山：最后的世外桃源》，将自己对空山的地理感知和在数次游览中形成的地理记忆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这样的回顾型创作在张中信的地域书写中大量存在。在文学地理学视阈中，地理感知储存为地理记忆之后的回顾型文学创作，体现了地理感知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鲜活即时的地理感知，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地理记忆更值得细细品味，且历久弥新，韵味绵长，“时间愈久真情愈浓，因为留下的必然是当时能够直击灵魂的地理感知”。（王金黄：《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54页。）张中信的回顾型文学创作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固定地理景观，更多体现在他的故园书写中。

张中信的原乡情结在其创作之初就初现端倪。20世纪90年代，张中信的几部诗歌散文集出版后，他便迅速地锁定了自己创作的大方向：原乡地域。1993年，张中信处女诗集《情殇》出版，1995年，张中信的风景报告散文集《诺水奇》出版；1996年，长篇散文体小说《风流板板桥》出版，张中信开始受到文坛的较大关注。而后，《童话时光》《张中信散文》《失语的村庄》《野茶灞时光》《野茶灞纪事》《哦，野茶灞那些事儿》《神韵巴中》《通江书》等多部多体裁作品相继出版。梳理张中信的创作年表可以发现，在他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占比最大的就是有关家乡的作品，在时间上坚持连续创作的也是他的原乡书写。王金黄认为，在文学地理学看来，“对于故乡的地理感知，在经年累月之后浓缩凝聚成地理基因的长期性集中创作”亦是地理感知影响文学的一个重要层面。（王金黄：《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54页。）张中信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位秉持原乡情结的作家，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乡土写作的数量较多、主题统一且连续集中。

原乡类小说自然离不开人，《风流板板桥》（后修改整合为《野茶灞纪事》出版）塑造了20世纪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在作者故乡板板桥的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小人物，如麻婆、憨包、磨爷、算命先生等。从他们身上，我们得以窥探隐秘的大巴山深处上演的一幕幕生活情景，思索这些小人物在历史烟云中的命运。评论家王应槐将他们称为“乡村蜗居者”，“这些人物形象，既悲悯苦难，又满身疮痍；既乐观向上，又粗砺躁动；既可亲可怜，又作恶造孽……”（张中信：《野茶灞纪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哦，野茶灞那些事儿》是最能体现作者原乡情结的一部小说。小说以主人公张有福的视角展开，描写了金、花婶、夜游神、哑知青、牛队长等数十个人物。故事时间上起于抗战前，终于“文革”末，再现了偌大的大巴山中一个叫野茶灞的小小村落半个世纪的历史烟云。张中信以开阔的视野、成熟的技巧艺术地展现了一个融魔幻与现实为一体的野茶灞乡村世界，背后蕴藏的是作家对于家乡的人物、历史、命运力透纸背的反省与深思。

《失语的村庄》和《风过野茶灞》等一系列散文诗则更加真切具体地对家乡进行了拾忆。作者用看似零碎的篇目，串联起一个真实可感的野茶灞世界。《从祖屋到老屋》《老村》《玉米村庄》《故园九章》《家在野茶灞》等诗意又深情的笔墨勾勒着作者对于家乡的赤子真情。《失语的村庄》则饱含着作者对于家乡未来命运的忧思与对父老乡亲的怀想和怜惜。

总之，作者凭借敏锐的地理感知和深厚的地理基因，以故乡为表现对象，进行了长期的集中创作。对于故乡的每一次触及与抚摸，都加深了张中信对于自己所坚守的那片土地的真挚爱意。

大巴山的葳蕤生机固然使张中信为之倾倒，且愿以“泥土的姿势”扎根于此，终生为其画像，但实际上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表现对象、探索什么样的创作主题和方向不仅仅是由地理感知决定的。诚然，地理感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作家的社会经验、价值追求以及性情品格，也和地理感知一起，参与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张中信的人生经历较为丰富。年少时因深受父亲和大哥的影响，他满怀抱负，决定练就一身“真本领”，建设家园、为国效力。但几十年饱经风霜之后，他最终选择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尽管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但其间坎坷和辛酸苦楚也难为他人所知。张中信有过迷茫，也深知自己在文学路上还有长路要走，但越是困惑他便越情不自禁地从有关家乡的回忆中去找寻慰藉。其实每一个作家都面临创作对象的选择和创作突破口的找寻，有的作家坚持长期、集中、大量地书写同类表现对象，有的作家则在不断挑战、改变自己的场域。尽管不同的写法都有其长处，但亦有其难处。对于表现同类对象的作家而言，如何突破、创新、拔高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张中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性情品格中有着难得的自信、坚持与反思。这些品质曾经帮助他走出困境，也将在他未来的创作生涯中给予其力量。在笔者与作家的交流中，作家多次展现了对于大巴山书写不离不弃的决心，也曾直言创作有瓶颈，需要思考以突破。但铿锵的言语之间，总是流淌着作家的自信与洒脱。张中信决心在坚守自己这方缪斯圣地的路上一直走到底，也深知“追求需要执着，坚守就要付出代价！”（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1页。）他操持着自己所追求的文人良知，坚守着那一眼与他的宿命紧紧捆绑的生命之泉，在开掘大巴山的路途上不懈努力。正如作家所说：“我对大巴山的书写是一种深入骨髓和血脉的故乡情结！”他同时以行动践行之。虽然有种种因素共同影响着张中信的创作，但他最终所呈现的还是专一的原乡情结，这也说明作家对于故土的虔诚热爱。

综上所述，首先，地理感知与地理基因之间是有机融合、浑然一体的关系。不断形成的地理感知对地理基因产生促成、补充、丰富等作用，作家在地理基因和地理感知的基础上，综合人生经历、理念追求、情感品格等进行文学创作、形成文学作品。（王金黄：《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55页。）而一些文学作品则可能被运用到建筑、文化、旅游等其他领域，反过来影响作家笔下“表现地”的实际地理环境。（曾大兴：《论文学景观》，《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45页。）

其次，张中信在创作中展现出的浓烈的原乡情结与作家自身的地理感知和地理基因有着根本的联系。归纳其原乡情结与原乡地域书写形成的原因，大体可概括为：强力外现的地理基因、深刻丰富的地理感知、坎坷不平的人生阅历和恋乡怀乡的精神皈依。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作者的坚定抉择与大胆尝试。有评论者肯定张中信对于诗化乡思的执着：“作家张中信很钟情，很纯粹。他排斥势利，拒绝轻浮。在写作情感及写作向度上，一条道儿走到黑，蛮牛般地执拗，从不移情。”（书同主编：《泥土的姿势》（张中信创作论TWO），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地理基因的激活和地理感知的调用不只直接表现在作家原乡地域书写的题材选择、主题内蕴和情感表达等方面，而是更加复杂地、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作者的写作技巧、叙事观念和文学想象。作者对于自己的地理故乡大巴山的描摹有鲜明的地理叙事意识，这与作家较为清晰的地理思维有一定关联。另外，作者虽然对大巴山，尤其是自己的出生、生长地非常熟悉，但在创作中仍然开展了地理想象，属于对表现地精炼化、艺术化的“想象”。

引用须注明出处：刘婧周毅《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