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论私与公
原标题：顾炎武论私与公
《日知录》三十二卷，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
顾炎武撰《日知录》，卷四“言私其豵 1”条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2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明末清初三大家，黄宗羲以渊博，王夫之以犀利，而顾炎武则以精深，各擅其长，各著其名。然而论思想之激进，向来以黄宗羲居首。《原君》《明夷待访录》等篇，“君主者，天下之大害也”一论，尤其脍炙人口，一经晚清学人表见，即为学人熟知。故而研究清初学术史者多重顾炎武，而研究思想史者向重黄宗羲。
然而，以上引之论见之，顾氏内在思想之激进似亦不让黄氏。盖自孔子以来，《论语·里 仁》所标榜之“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即为儒家义利之辩的根本界限，亦是君子、小人的基础分界点。儒家至少在明面上大体承认，义利之分即公私之分，君子有公心，故可喻于义，小人有私心，故可喻于利。宋明理学虽然是儒学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转折，然在这一点上无论程朱抑或陆王，同样遵行不二，甚至陈义更高。
虽然余英时先生曾撰文辨析，16世纪以降士商逐渐合流，士人不再耻谈名利，反而提出“义利相合”“利以佐义”“义以利辅”，即私利与公义同样重要，或至少可以更好地辅助公义的实现（详见《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载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然终究只是支流。且宋元以下，儒学尚伪，有很多事可说不可行，而更多事 则是可行不可说。 义利的取舍，正属可行不可说之类。此正是余先生百般搜罗，也只能找出 “义利相合”“利以佐义”这般的言论，盖尚义、尚公，终究是儒家必须扯的旗挑。
顾炎武的议论无疑超越时代局限，触及儒学的基石。他提出人人有私心，“固情之所不能免”，又以为合天下之私，方能达“成天下之公”， 将“私”提到“公”的前面，已与前儒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他进一步说，“以公灭私”只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更有前提是用俸禄保障其私利，官员并不需要真正“无私”。这就又如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提倡高自标榜为“公仆”的官员们身上，因为他们根本就从来不曾真正做到“公而忘私”。之后他更提出，官员倘若用“有公无私”标准来教化约束民众，不仅是对先贤的误解，也是用道德的名义耍流氓。虽然顾氏所谓的“私”，主要是指一家之私，而非一己之私，但就公私之别、家国关系上，对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来说还是革命性的，堪称17世纪“个人主义”之先声。
遗憾的是，晚清以来学者先挖掘明末清初思想资源时，忽略了顾氏超越时代的论断，而走了另一条路。 在革命意识隐退、民族主义情绪消解之前的近百年间，利用家国大义绑架个人道德，逼迫个人牺牲财产、伦理乃至生命成为不言而喻的“大义”，期间造成悲剧无数，而根源即在于当官者否认“人情之所不能免”，又不承认田禄足以“恤其私”的虚伪，陈义弥高，为祸弥烈，流毒弥远。
然而更可悲的是，直至21世纪，在这样一个大国里，其精英群体中大都数人的思想认识甚至还不如300多年前的一个儒者。目前举国若狂学阳明，而阳明的所谓“心外无物”，所谓人人可作尧舜，看重的还是发现真我，用日用常行启迪民众。而其结果，势必讲学，势必聚众，势必集会，势必个人主义，然而这些又有哪一个为“时政”所容？手持利器，徒劳而无功，一如晚明之讲学狂潮，不过胡混而已。何如依顾氏之论，先将公私关系撕扯开来，摆放明白，造就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
[ 1] 豵：音zhong，阴平声，意小猪。
[ 2] 豜：音jian，阴平声，指三岁的猪，泛指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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