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从宋应星看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原标题：薛凤：从宋应星看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文/ 薛凤】
到了宋应星出生的16世纪晚期，大明帝国已经让读书人成为国家中的上层精英。一个人要获得精英的身份，首先需要取得资格，而后还要获得任命。精英身份是不能继承的。
加入背诵经典文章、读书和写作行列的男人在不断地增加，每一个研读修学之人都只好迫使自己的学问变得更为博大精深。这是晚明学者与知识打交道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是，明王朝的国家政策强迫其官员切近地接触国家管理中的实际事务。明代延续了蒙元时期（1271-1368）实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做法，让匠人以及工艺行业与国家绑定在一起，其紧密程度要远胜前朝。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89，年号洪武1368—1398）设立了官营的制造业网络，将其置于中央政权和地方管理机构的掌控之下，对原材料和产品强行征税并进行管理。他还延续元代的做法，给每户颁布世袭身份，在税收上区分民户、军户和匠户（原则上所有户籍都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接受教育）。
匠户被征召劳役代替赋税。朱元璋还将手艺工作变成读书进取中的焦点，强迫读书人去处理那些他们普遍地认为低于自己的身份、他们更愿意避开的俗务。于是，在考取获得官职任命的资格时，这要求一个人必须在文献技能和哲学问题上有非常精深的训练；但是，一旦获得任职，国家马上要求它的官员去处理所有知识领域中组织和控制的实际操作任务。
大多数追求仕途的读书人在就读于私塾或者官学期间，往往与实际生活隔离，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哪怕他们愿意这样做）去考虑水利或者农业问题，更不用说工艺制作或者体力劳作。他们所受的教育确保他们能得到仕途提升，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日后完成自己的职责做任何准备。
这种模糊性也出现在其他朝代，比如宋朝（960—1279）。明代统治者加大了对读书人的压力，其方式是明确地将工艺活动变成一项国家事务，成为一种“官务”。驱动国家对手工业发生兴趣的，不仅仅是政府对物资的绝对需求或者宫廷对奢侈品的渴求：丝绸和瓷器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天工开物》日本菅生堂翻刻本
作为贡品，它们交易的是和平与忠心。明代的文人官员在面对管控匠人这一挑战时，他们完全明确地意识到这些做法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也去强调学术教育是政治领导者的权威之源，这也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在。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规定，对实际工作的掌管之权基于道德和知识权威基础之上。
在那些影响中国人对不同知识领域形成看法的诸多因素当中，在明代，固有的多重因素之余还要加上一些新因素：商品化以及市场力量日益增加，物质文化无处不在。身居显位的高官如邱濬（1421—1495）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工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也阐明了明代文人官员处理这种模糊性的一种方式：在《大学衍义补》中一这原本是写给中央和府级政府中高等官员的政治手册（刊行于1487年），邱濬提出将工艺行业的效用当作一个礼仪和控制问题来对待。
这位礼部尚书（正二品）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匠人所掌握的技艺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一现象提出反对意见，他建议皇帝要对工艺性程度有所规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文人官员们如何来应对工艺技能给自己造成的威胁：这危及他们在国家中的角色以及读书人的身份认同。为了维护自身作为领导者的角色，文人官员实行掌控，接手管理者的角色，主张“知先于行”来保卫自身的领导地位。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将匠人推向边缘。
对于近代欧洲文化的研究凸显出一个事实，“跨界组合型”人物对于欧洲17世纪知识文化的改变曾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人是匠人、雕刻师、画师、药剂师、营造师以及其他职业的实践者，是站在实践工作与理论知识交叉点上的那些人。这些人经常将自己的产品当成一种知识宣言，以此为基础，他们也在自己的文宇中形成并表述一种技工认识论（artisanal epistemology）这类“跨界组合型”人物也存在于中国的艺术创造领域当中：画师、雕刻师，甚至还有更多在某些领域如宫廷建筑、园林布置等行业中的从业者。
与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的这些“跨界组合型”人物一旦开始加入到书面话语当中，出于社会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他们都更乐于将自身定义为学者（或者在文献中被如此定义），哪怕他们实际上有匠人的背景。
中国邮政发行的一套鲁班邮票
工艺知识和经验可能是很多作者都拥有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在书面话语中匠人形象的缺失这一情况非常瞩目。撰文著述的作者们坚持使用学者身份这一做法对17世纪的知识探求有哪些实际影响，以及知识探求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这些还都有待于讨论。尤其有一点值得注意：许多这样的社会-职业身份认定（比如一个人作为一位学者，或者一位体力劳动者、手工艺人或者商人）也带着史学上的偏见，并不一定能表明一个人对自身任务所持有的个人看法。不过，从总体上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推测：前现代时期中国手工艺者留给后世的是他们的制品，而不是关于自己所作所为的文字，这一情形在中国与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相似的。
这些制品展示的是哪类知识和理念？要想去破解展示在物品中的知识、去了解文化和个人理念中关于劳作的形式和构成、生产技术及其各种关联，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匠人在工作上是自由的，可以自主决定他想做什么、用什么材料，那么制品的设计、形式和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便是他的知识。
即便如此，他的工作也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制约，比如原材料的可获取性、需求的本质为何。监管机构对手工艺人工作的控制程度之高，甚至可以达到让人和产品几乎完全脱钩。比如，当一个工作程序被分解为一环一环的任务时，匠人对一件产品的总体把握就会受到妨碍。虽然制品的外形仍然出自匠人之手，但是，在制品的组件和设计中体现出来的可见性因素却来自管理者的心智。
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J. Powers）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后220年）的礼器纹饰上发现了这种社会控制的痕迹。他的研究表明，礼器纹饰的复杂设计和多样形状都基于标准化和预先制定的模板单元。包华石对此曲解释是：这是一种新型社会秩序的标志，官员发现了这些控制匠人知识以便来宣示国家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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