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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董倩：那些被误读的追问，藏着最温柔的尊重

生活好品牌
2026-04-21 10:17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提及董倩，往往会引发一场围绕“提问方式”的讨论。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辨识度极高的记者之一，大众对她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新闻1+1》或《面对面》的演播室里——那个习惯紧锁眉头、眼神锐利的提问者。她对受访者层层深入的提问，让她收获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她不够有人情味，甚至觉得她的提问触碰了受访者的伤痛。然而，当我翻开她的新作《每一次抵达，终有意义》，这种刻板的“冷面”形象，在她的文字中逐渐松动、瓦解。

这不是一本简单的电视采访实录，更像是一部展现中国当代社会切片的“非虚构作品”。它试图跳出摄像机镜头的局限与冰冷，用文学的叙事方式，捕捉人性的微光，还原事件的复杂原貌。董倩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记者的职责就是把人在经受非常时刻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存下来，我要把我的采访对象带回事发时的心境中去，把当时那种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掰开揉碎地讲出来，我要把他们的个性和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展现给大家。”这句近乎职业宣言的“掰开揉碎”，也精准道出了她写作的内核。当镜头前那一次次看似“不近人情”的提问，落于笔端、沉淀为不渲染、不张扬的文字时，我们看到的，是对真实的全方位探寻与深层挖掘。

文学从不偏爱完美的偶像，反而更关注那些有血有肉、带着“烟火气”的人。董倩显然无意于“造神”，因为从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窥见英雄身上的平凡，感受到宏大叙事下一个具体的人的纠结与焦灼。在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商业巨擘，而是一个在技术变革洪流中，带着执着与犹豫前行的“掌舵人”。董倩敏锐捕捉到他在打破过往认知时的“左右为难”：一个燃油车时代的引领者，在新能源浪潮中不得不艰难地自我革新；一个原本埋头造车的实业家，又不得不在流量为王的新营销时代，学着打造自己的网络形象。同样的“去标签化”书写，也出现在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身上。在电视新闻里，他是见证大桥通车的功勋人物；而在董倩笔下，他是一个有着极致完美主义的“焦虑者”。为了33节、数百万吨、必须毫厘不差的沉管安装，林鸣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董倩没有回避他这十几年间的无助与自我怀疑，也正是这份徘徊在崩溃边缘的脆弱，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一个硬汉的坚韧与担当。在“商业铁娘子”董明珠身上，董倩则带我们看到了她在商战中披荆斩棘、杀伐决断之外的柔软。读到她独自抚养儿子的不易，谈及她有空便下厨做饭时的“神采飞扬”，我们终于明白，铁娘子的那身“盔甲”，既是她的战斗装备，也是一个30岁丧夫的单身母亲，在遭遇命运重创时的自我保护。

相比于拥有传奇人生的英雄，这本书的感染力来自那些默默承受命运考验的普通人。身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抵达真实的悲剧内核，书写者是否需要一种“直面真实”的勇气？对董倩而言，面对“经受非常”的受访者，那些常被误读为“冒犯”的追问，是为了凸显苦难的沉重，还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救赎？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曾说：“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在一个充斥着伪装、套话与自我表达的社会里，温和的寒暄往往只能触及表面，唯有刨根问底的“为什么”，才能穿透表象，展露内里鲜活的血肉与颤抖的灵魂。

讲述失独母亲盛海琳的章节，便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直面真实的意义”。一个60岁的老人，在独生女儿意外离世后，通过试管手术生下双胞胎。当大众媒体热议这是“生命的奇迹”还是“母爱的自私”时，董倩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特殊母亲坚韧、隐忍又矛盾的内心。其中，有对“倘若未来突遭不幸，年幼的两个孩子该怎么办”的恐惧与焦虑，也有因丈夫无法“放下”大女儿而难以全心去爱小女儿，甚至不愿搭把手照料她们的悲凉与无奈。董倩的文字，记录下了盛海琳如关汉卿笔下“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般的生命力——它拒绝廉价的同情，用看似冷静的笔触，表达了对受访者最深的尊重与敬意。而在身患骨肉瘤却坚持要生下孩子的母亲林茹身上，这种“真实的力量”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面对被癌细胞侵蚀、身形消瘦如“骨架”般蜷缩在床上的林茹，董倩直白却充满温度的书写，有着强烈的视觉与心灵冲击力。这样近距离贴近死亡的采访，早已超越了猎奇式的新闻报道，成为一种对生存意志的深情凝视。董倩记录下了自己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中途放弃采访时的内心震荡——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冷静的记者，而是一个被眼前的一切深深触动、却无能为力的普通人。

这本书中，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都被赋予了生命的庄重与时代的厚重。耄耋之年的台湾老者高秉涵“回家”的故事，如同一首婉转悠长的哀歌，令人动容。与母亲生离的苦、死别的痛，让这位老人泣不成声，委屈得像个孩子。“想娘”这两个萦绕了他一辈子的字，不仅是他无法弥合的伤疤，更成为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离乱最鲜活的注脚。在讲述孤儿杨六斤跌宕的命运、庄稼汉郑富国对杀害儿子凶手的宽恕，以及那些捐献至亲遗体和器官者的艰难抉择时，董倩兑现了“把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掰开揉碎”的承诺。现实的不易与荒诞、人性的幽暗与高光，一一清晰呈现，直白却不刺耳，直击人心却不刻意煽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镜头之外的董倩：一个会流泪、会动容、会感到无力的董倩，一个在面对自己人生中的离别时，也会“卸下铠甲”的董倩。我们得知，那个在演播室里，无论面对何种采访对象都能从容不迫的记者，在望着出国留学的儿子远去的背影时，也会无所适从、也会心有不舍。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一种与美国作家琼·狄迪恩所著的《奇想之年》极为相似的质感——狄迪恩通过剖析自己的丧亲之痛，完成了从“冷静观察者”到“亲历受难者”的转变；董倩亦是如此。当她袒露自己作为母亲的软弱与不舍时，她便与笔下的盛海琳、林茹、高秉涵，以及无数个被命运捉弄却奋力前行的普通人，达成了生命经验的共鸣。她之所以能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追根究底，是因为她自己深知生活的重量；她之所以能对他人的坚韧报以敬畏，是因为她自己也曾咬牙熬过人生的暗夜。

在当今这个短视频主导注意力的新媒体时代，董倩选择回归纸质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抵抗。相比于具有强烈现场冲击力的影像，文字有着独特的“延时”力量——它拒绝断章取义与转瞬即忘，在新闻事件的喧嚣褪去后，最大限度地留存下那些被剪辑掉的沉默与叹息。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在掐准秒表的电视屏幕上，能呈现的或许只是浮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在书写的世界里，被打捞起来的，是水面之下那更为沉重、也更为深情的八分之七。

合上书页，我终于读懂了书名中“抵达”的真正意义。那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抵达发射场、抵达看守所、抵达孟买的贫民窟，更是抽象意义上的抵达事件内部的复杂肌理，抵达两个灵魂之间或痛苦、或欣慰的深度交融，抵达人性中那些难以言说的幽深与柔软。

在这个真相时常被滤镜修饰、被算法扭曲的年代，对他人的每一次深切凝视，何尝不是对我们自身灵魂的一次滋养？没错，这样的抵达，从来都有意义。（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