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文人的春节
甘肃籍书画家毛晓春的金石书法《马》
□许锋
年，年年要过。人心所盼，众望所归。但在中国春节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恰在年节之际流落他乡，如韩愈、张九龄、苏轼。三位曾在王朝心脏任职，后又远谪岭南，却如三道“特立独行”的微光，照亮了南北地理与文化的通途。他们的笔端既凝结对长安、洛阳上元灯火、宫廷年仪的记忆，又浸润岭南风情。这种跨越地域和时空的生命体验，既让他们的诗文超越单纯的节令记录，也在无形中参与了岭南春节文化的塑造与融合。
韩愈：风雪蓝关与文明拓荒
公元804年春节，韩愈没能在长安过，他去了清远阳山。公元819年春节，倒是在长安过的，可那年皇帝迎奉佛骨，长安陷入宗教狂热，大街小巷全无寻常年节的喜庆。韩愈愤懑不过，按捺不住，写下《论佛骨表》，由此闯下大祸。可以说，他过了春节，但没过上一个“正常”的年。“年关”，真是一道关。长安上空正飘舞着漫天雪花，人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听到了来自朝堂之上的“雷霆之怒”，也为大才子韩愈的命运深深担忧。
“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愈没料到，十几年前的境遇不幸重演。他这样一个人，以“正月十四日”奔驰上道，再次从长安的庙堂骤然跌入南下的险途，其间的剧烈反差，如何不构成他笔下最悲怆的“年关诗”。
韩愈行至陕西蓝田关时，侄孙韩湘赶来送行，催生了那首千古绝唱《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以秦岭的巍峨阻隔与蓝关的风雪羁绊，具象了被迫离开政治文化中心的巨恸与前途未卜的迷茫。这风雪，是自然气候，更是政治寒流，是一个忠谏者被抛出所谓家国温暖的极致象征。
数月间，韩愈“经涉岭海，水陆万里”，终“以今月（四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
已是春夏。年节早已过去。岭南的湿热瘴疠成为韩愈必须面对的现实。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他描述此地“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但是，作为地方长官，他献给百姓的“见面礼”却比任何年货都实在。
首先，是祛除“旧俗”的象征性行动“驱鳄鱼”。他亲撰《祭鳄鱼文》，设坛祭祀，以刺史之威与儒家之理，宣示文明秩序对蛮荒自然的征服。此举虽类乎巫祝，却在心理层面极大安抚了民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中原礼教权威。
其次，是兴文教。他捐出俸禄，恢复久废的州学，聘请贤士为师，教化士民。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他指出：“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将中原科举制度、儒家经典系统引入，为潮州打开通向文化主流的大门。自此，潮州文风渐开，后世受益无穷。
韩愈在潮州待的时间很短。按照他在《袁州刺史谢上表》中言：“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按例酌情调整，改任为袁州刺史，于本月八日到任”，不过半年时间。但其对潮州深远的影响，令“潮州山水皆姓韩”，是对他至高无上的怀念与礼赞。1092年，苏轼撰《潮州韩文公庙碑》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予以褒扬。
公元820年闰正月初八，韩愈抵达袁州。那么，这一年的春节他是边走边过的，可能在岭南，也可能在江西。此次是“北归”，他心情应该不错，或许会想起自己写的那首过年诗《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而南方此时早已草木扶疏，完全是春天的境况。
其实，韩愈被贬阳山时写过一首《梨花下赠刘师命》：
洛阳城外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
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
岭南的正月，山花烂漫，给韩愈带来很大震撼。
由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搭界”，韩愈似无记录潮州年俗的诗歌，但是他所推崇和奠定的尊师重教、礼义有序等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薪火愈盛的土壤？
张九龄：江南丹橘与岭南风度
与韩愈骤然南贬不同，“尚直”者张九龄的人生是一场从南向北的奋力登攀，后又被迫南返的旅程。他的春节心境非关具体的节庆活动，而是更深层地交织着地域身份的自觉、政治理想的沉浮，以及在南北风物比照中透出的更为含蓄且恒久的感伤。
张九龄生于唐代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一个官宦世家，自幼聪敏，少即善文，曾给广州刺史写信，刺史阅后大加赞赏，“此子必能致远”。张九龄果然不负众望，二十余岁即中进士，之后仕途较为顺达，直至官拜宰相。
张九龄的北方岁月，是努力融入帝国核心、实现“致君尧舜”理想的过程。他在《感遇》之一中，以“江南有丹橘”自喻：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经冬犹绿林”是对岭南风物的特性描绘，也是对自己坚韧品格的宣示。
公元716年，张九龄因与幕僚不合，请假“南还”，他在诗中写道：“不谄词多忤，无容礼益卑。微生尚何有，远迹固其宜。”感慨以自己刚正不阿的性格，难容于官场倾轧，不如归乡休养。
张九龄归乡后并未闲居，他“富贵不忘故乡”，首先牵挂的便是大庾岭的交通。
大庾岭在哪里？它是五岭（又称南岭）之一，横亘于湖南、广西、江西、广东交界处。南岭虽与北岭（秦岭）并称，但山势平缓许多。大庾岭中间有很多关隘，如梅岭隘，海拔不过几百米，自古为南北往来的孔道。具体而言，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处。
张九龄早年赴举往返，他可能曾亲历此路艰险，山大沟深，悬崖峭壁，路难走，车难行，行人无不胆战心惊。
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事，张九龄遂上奏玄宗，力陈开凿大庾岭路之利：一旦路通，则“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可将岭南“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便利地运抵中原，实现“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之效，于国于民皆有裨益。玄宗深以为然，下诏恢复张九龄左拾遗内供奉职，并委任其为修路特使，督修大庾岭路。
这虽是苦差事，但于张九龄而言，却是“赋闲”后践行抱负的契机。接到诏令后，张九龄立刻亲往大庾岭勘察。这年冬天，张九龄组织工匠、民夫开始修路。他的心情是“饮冰载怀”，非常焦急，为此，“执艺是度”，不当甩手掌柜，“缘磴道，披灌丛”，爬上爬下，披荆斩棘，亲自测量督阵。
“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南方的十一月，不完全是农闲之时，但由于组织工作得力，父子兄弟齐上阵的景象让张九龄看到了希望。
经官府和民众同心协力，修路任务提前完成。新修的梅岭之道路宽得可并行几辆马车，物资转运事半功倍，行人再无高崖深谷之虞。
这条路很快彰显成效：古道之上商旅络绎不绝，客栈、饭庄、茶房、酒肆次第涌现。更重要的是，南北文化得以交融——在此之前北方人视粤语为“鸟语”，需要经过“九译”才能沟通，岭南则被斥为“南蛮之地”；路开通后，人员往来频繁，渐渐，文化隔阂消除，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双向奔赴，其功莫大焉。
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张九龄自是有岭南春节体验，可能是“熟视无睹”吧。倒是北方的春雪让他诗兴大发，他在《立春日晨起对积雪》写道：
忽对林亭雪，瑶华处处开。
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
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
东郊斋祭所，应见五神来。
前四句紧扣立春日晨景，后四句由物象转向礼俗，呈现了唐代立春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张九龄在荆州度过了人世间最后一个春节，在长史任上逝世。玄宗得知消息，内心悲戚。他虽将张九龄“放”到地方，但内心仍念念不忘，以后每有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
对于一位从南方奋斗至北方巅峰又跌落的士人而言，张九龄可能有意无意“忽视”了春节的团圆与喜庆，或许，他心里始终存在地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漂泊感。他不想刻意“表现”岭南，因为，能在北方留下“九龄风度”，才是他所“追求”的，也是一位卓越的岭南人融合处事品格、文学才情与人生境界的“草木本心”。
苏轼：江海重构与人间年味
三位文人中，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涯最为漫长，其态度也最具革命性。他完成了从被动承受者到主动拥抱者、再到创造性转化者的华丽蜕变。关于岭南春节，他留下了最直接、最丰富也最充满生活哲学的诗文记录，生动展现了南北年俗在一个伟大心灵中碰撞、融合并焕发新生的全过程。
苏轼对北方春节的繁华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初到惠州的第一个新年（1095年），他写下《上元夜》，深情回忆：
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
璧月挂罘罳，珠星缀觚棱。
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
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
北方的春节于苏轼而言是“侍”奉君侧、身处政治文化顶峰，可到了惠州，却是“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十分孤寂。
不过，苏轼的伟大在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适应性。到第二个春节时，他的《新年五首》组诗已成，俨然成为观察与融入岭南新春的典范文本：
其中，精准观察与描绘本地风物时序：
晓雨暗人日，春愁连上元。
水生挑菜渚，烟湿落梅村。
小市人归尽，孤舟鹤踏翻。
犹堪慰寂寞，渔火乱黄昏。
发掘并礼赞岭南风物的独特价值：
海国空自暖，春山无限清。
冰溪结瘴雨，雪菌到江城。
更待轻雷发，先催冻笋生。
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
苏轼不仅是岭南春节的切身体验者，更以诗文将岭南的年节活动“文本化”，使其进入中华主流文化书写和传播系统。经他描绘，岭南年节意象不再是蛮荒异俗，而成为一种富有情趣（野趣）的诗意生活形态。他在岭南重建了一个既不同于北方亦充满烟火气的“新年”，也真正实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灵魂皈依。
正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三位文人的生命轨迹与笔墨，共同勾勒出一个动态的图景：春节文化，绝非从中原单向、静态地“传播”到岭南。它更像一场贯穿初唐、盛唐、中唐直至北宋中期的漫长岁月，覆盖了唐诗的鼎盛与宋词的兴起，既是中华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核心时期，也是对“春节”持续不断的对话与再发掘。
人们会明显感受到，当中原的“大传统”（礼制、伦理、节庆模式等）与岭南的“小传统”（气候、物产、江海气息等）相遇时，它们可能悄然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反应”。
今天的南方春节，广州花市的绚丽、潮汕英歌的彪悍、客家祭祖的隆重等，既流淌着伏羲、孔子以来中华文明的古老基因，也闪烁着韩愈的文教之光，彰显着张九龄的自信与风度，更洋溢着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激情宣言。这是一幅由历史、地理与无数精英和能动个体共同绘就的伟大而源远流长的文明长卷，必将在新时代愈来愈散发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教授、广东财贸职业学院组织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贬谪文人的春节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2月20日 版次：A04栏目：作者：许锋
甘肃籍书画家毛晓春的金石书法《马》
□许锋
年，年年要过。人心所盼，众望所归。但在中国春节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恰在年节之际流落他乡，如韩愈、张九龄、苏轼。三位曾在王朝心脏任职，后又远谪岭南，却如三道“特立独行”的微光，照亮了南北地理与文化的通途。他们的笔端既凝结对长安、洛阳上元灯火、宫廷年仪的记忆，又浸润岭南风情。这种跨越地域和时空的生命体验，既让他们的诗文超越单纯的节令记录，也在无形中参与了岭南春节文化的塑造与融合。
韩愈：风雪蓝关与文明拓荒
公元804年春节，韩愈没能在长安过，他去了清远阳山。公元819年春节，倒是在长安过的，可那年皇帝迎奉佛骨，长安陷入宗教狂热，大街小巷全无寻常年节的喜庆。韩愈愤懑不过，按捺不住，写下《论佛骨表》，由此闯下大祸。可以说，他过了春节，但没过上一个“正常”的年。“年关”，真是一道关。长安上空正飘舞着漫天雪花，人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听到了来自朝堂之上的“雷霆之怒”，也为大才子韩愈的命运深深担忧。
“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愈没料到，十几年前的境遇不幸重演。他这样一个人，以“正月十四日”奔驰上道，再次从长安的庙堂骤然跌入南下的险途，其间的剧烈反差，如何不构成他笔下最悲怆的“年关诗”。
韩愈行至陕西蓝田关时，侄孙韩湘赶来送行，催生了那首千古绝唱《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以秦岭的巍峨阻隔与蓝关的风雪羁绊，具象了被迫离开政治文化中心的巨恸与前途未卜的迷茫。这风雪，是自然气候，更是政治寒流，是一个忠谏者被抛出所谓家国温暖的极致象征。
数月间，韩愈“经涉岭海，水陆万里”，终“以今月（四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
已是春夏。年节早已过去。岭南的湿热瘴疠成为韩愈必须面对的现实。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他描述此地“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但是，作为地方长官，他献给百姓的“见面礼”却比任何年货都实在。
首先，是祛除“旧俗”的象征性行动“驱鳄鱼”。他亲撰《祭鳄鱼文》，设坛祭祀，以刺史之威与儒家之理，宣示文明秩序对蛮荒自然的征服。此举虽类乎巫祝，却在心理层面极大安抚了民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中原礼教权威。
其次，是兴文教。他捐出俸禄，恢复久废的州学，聘请贤士为师，教化士民。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他指出：“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将中原科举制度、儒家经典系统引入，为潮州打开通向文化主流的大门。自此，潮州文风渐开，后世受益无穷。
韩愈在潮州待的时间很短。按照他在《袁州刺史谢上表》中言：“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按例酌情调整，改任为袁州刺史，于本月八日到任”，不过半年时间。但其对潮州深远的影响，令“潮州山水皆姓韩”，是对他至高无上的怀念与礼赞。1092年，苏轼撰《潮州韩文公庙碑》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予以褒扬。
公元820年闰正月初八，韩愈抵达袁州。那么，这一年的春节他是边走边过的，可能在岭南，也可能在江西。此次是“北归”，他心情应该不错，或许会想起自己写的那首过年诗《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而南方此时早已草木扶疏，完全是春天的境况。
其实，韩愈被贬阳山时写过一首《梨花下赠刘师命》：
洛阳城外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
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
岭南的正月，山花烂漫，给韩愈带来很大震撼。
由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搭界”，韩愈似无记录潮州年俗的诗歌，但是他所推崇和奠定的尊师重教、礼义有序等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薪火愈盛的土壤？
张九龄：江南丹橘与岭南风度
与韩愈骤然南贬不同，“尚直”者张九龄的人生是一场从南向北的奋力登攀，后又被迫南返的旅程。他的春节心境非关具体的节庆活动，而是更深层地交织着地域身份的自觉、政治理想的沉浮，以及在南北风物比照中透出的更为含蓄且恒久的感伤。
张九龄生于唐代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一个官宦世家，自幼聪敏，少即善文，曾给广州刺史写信，刺史阅后大加赞赏，“此子必能致远”。张九龄果然不负众望，二十余岁即中进士，之后仕途较为顺达，直至官拜宰相。
张九龄的北方岁月，是努力融入帝国核心、实现“致君尧舜”理想的过程。他在《感遇》之一中，以“江南有丹橘”自喻：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经冬犹绿林”是对岭南风物的特性描绘，也是对自己坚韧品格的宣示。
公元716年，张九龄因与幕僚不合，请假“南还”，他在诗中写道：“不谄词多忤，无容礼益卑。微生尚何有，远迹固其宜。”感慨以自己刚正不阿的性格，难容于官场倾轧，不如归乡休养。
张九龄归乡后并未闲居，他“富贵不忘故乡”，首先牵挂的便是大庾岭的交通。
大庾岭在哪里？它是五岭（又称南岭）之一，横亘于湖南、广西、江西、广东交界处。南岭虽与北岭（秦岭）并称，但山势平缓许多。大庾岭中间有很多关隘，如梅岭隘，海拔不过几百米，自古为南北往来的孔道。具体而言，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处。
张九龄早年赴举往返，他可能曾亲历此路艰险，山大沟深，悬崖峭壁，路难走，车难行，行人无不胆战心惊。
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事，张九龄遂上奏玄宗，力陈开凿大庾岭路之利：一旦路通，则“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可将岭南“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便利地运抵中原，实现“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之效，于国于民皆有裨益。玄宗深以为然，下诏恢复张九龄左拾遗内供奉职，并委任其为修路特使，督修大庾岭路。
这虽是苦差事，但于张九龄而言，却是“赋闲”后践行抱负的契机。接到诏令后，张九龄立刻亲往大庾岭勘察。这年冬天，张九龄组织工匠、民夫开始修路。他的心情是“饮冰载怀”，非常焦急，为此，“执艺是度”，不当甩手掌柜，“缘磴道，披灌丛”，爬上爬下，披荆斩棘，亲自测量督阵。
“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南方的十一月，不完全是农闲之时，但由于组织工作得力，父子兄弟齐上阵的景象让张九龄看到了希望。
经官府和民众同心协力，修路任务提前完成。新修的梅岭之道路宽得可并行几辆马车，物资转运事半功倍，行人再无高崖深谷之虞。
这条路很快彰显成效：古道之上商旅络绎不绝，客栈、饭庄、茶房、酒肆次第涌现。更重要的是，南北文化得以交融——在此之前北方人视粤语为“鸟语”，需要经过“九译”才能沟通，岭南则被斥为“南蛮之地”；路开通后，人员往来频繁，渐渐，文化隔阂消除，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双向奔赴，其功莫大焉。
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张九龄自是有岭南春节体验，可能是“熟视无睹”吧。倒是北方的春雪让他诗兴大发，他在《立春日晨起对积雪》写道：
忽对林亭雪，瑶华处处开。
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
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
东郊斋祭所，应见五神来。
前四句紧扣立春日晨景，后四句由物象转向礼俗，呈现了唐代立春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张九龄在荆州度过了人世间最后一个春节，在长史任上逝世。玄宗得知消息，内心悲戚。他虽将张九龄“放”到地方，但内心仍念念不忘，以后每有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
对于一位从南方奋斗至北方巅峰又跌落的士人而言，张九龄可能有意无意“忽视”了春节的团圆与喜庆，或许，他心里始终存在地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漂泊感。他不想刻意“表现”岭南，因为，能在北方留下“九龄风度”，才是他所“追求”的，也是一位卓越的岭南人融合处事品格、文学才情与人生境界的“草木本心”。
苏轼：江海重构与人间年味
三位文人中，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涯最为漫长，其态度也最具革命性。他完成了从被动承受者到主动拥抱者、再到创造性转化者的华丽蜕变。关于岭南春节，他留下了最直接、最丰富也最充满生活哲学的诗文记录，生动展现了南北年俗在一个伟大心灵中碰撞、融合并焕发新生的全过程。
苏轼对北方春节的繁华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初到惠州的第一个新年（1095年），他写下《上元夜》，深情回忆：
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
璧月挂罘罳，珠星缀觚棱。
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
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
北方的春节于苏轼而言是“侍”奉君侧、身处政治文化顶峰，可到了惠州，却是“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十分孤寂。
不过，苏轼的伟大在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适应性。到第二个春节时，他的《新年五首》组诗已成，俨然成为观察与融入岭南新春的典范文本：
其中，精准观察与描绘本地风物时序：
晓雨暗人日，春愁连上元。
水生挑菜渚，烟湿落梅村。
小市人归尽，孤舟鹤踏翻。
犹堪慰寂寞，渔火乱黄昏。
发掘并礼赞岭南风物的独特价值：
海国空自暖，春山无限清。
冰溪结瘴雨，雪菌到江城。
更待轻雷发，先催冻笋生。
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
苏轼不仅是岭南春节的切身体验者，更以诗文将岭南的年节活动“文本化”，使其进入中华主流文化书写和传播系统。经他描绘，岭南年节意象不再是蛮荒异俗，而成为一种富有情趣（野趣）的诗意生活形态。他在岭南重建了一个既不同于北方亦充满烟火气的“新年”，也真正实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灵魂皈依。
正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三位文人的生命轨迹与笔墨，共同勾勒出一个动态的图景：春节文化，绝非从中原单向、静态地“传播”到岭南。它更像一场贯穿初唐、盛唐、中唐直至北宋中期的漫长岁月，覆盖了唐诗的鼎盛与宋词的兴起，既是中华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核心时期，也是对“春节”持续不断的对话与再发掘。
人们会明显感受到，当中原的“大传统”（礼制、伦理、节庆模式等）与岭南的“小传统”（气候、物产、江海气息等）相遇时，它们可能悄然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反应”。
今天的南方春节，广州花市的绚丽、潮汕英歌的彪悍、客家祭祖的隆重等，既流淌着伏羲、孔子以来中华文明的古老基因，也闪烁着韩愈的文教之光，彰显着张九龄的自信与风度，更洋溢着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激情宣言。这是一幅由历史、地理与无数精英和能动个体共同绘就的伟大而源远流长的文明长卷，必将在新时代愈来愈散发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教授、广东财贸职业学院组织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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