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畅销历史小说作家那么好当吗”
刘勃
马伯庸
历史小说读起来畅快淋漓，但写起来又是何种滋味？在播客《野史下酒》中，畅销历史小说作家马伯庸与历史学者刘勃展开对谈，深入探讨了历史小说创作背后的门道与学问。
关羽为什么绕远路
历史小说如何平衡真实与传奇？两人以“鼻祖”之作《三国演义》为例进行拆解。对谈从一道经典的地理谜题开始。马伯庸提起自己年轻时的“发现”：“我在美国作讲座时，指出罗贯中写的地理有问题。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途经东岭关、洛阳、汜水关、荥阳，最后到达黄河渡口——这路线绕了一大圈，不符合史实。真要北上寻刘备，应该从许昌直接向北。”
但是多年后，当他自己也成为创作者，才真正理解了罗贯中的选择：“他的创作状态类似于瓦肆说书，听众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洛阳、长安这些地名如雷贯耳，但许昌以北有哪些小县城，普通人不知道，也听不明白，很可能中途就离场了。使用大家熟悉的地名，大家才会听得懂。”马伯庸推测，罗贯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刻意修改了关羽的路线。“他很可能知道正确路线，但宁可藏拙——创作者的水平最好只比受众高一点点。太低了，故事无人愿听；太高了，又容易曲高和寡。”
二人进一步拆解《三国演义》的“平衡术”：长坂坡赵云在曹军中七进七出，情节非常夸张。为了让其合理，罗贯中在文中巧妙地打了“补丁”——曹操惜才，传令“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且不许军士放箭，这才成就了赵云的传奇。
刘勃则揭示了罗贯中作为创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并非凭空编造故事。他面前既有三国正史，更有宋元几百年间积累下来的杂剧、评话等民间文本，其中充满了天马行空、荒诞不羁的想象。他的工作，就是在正史与民间传说之间，寻找一个精妙的平衡点。”
现代写作，细节考据成了硬功夫
时代转到今天，创作者面临的挑战更大。
马伯庸深有感触：“如今的读者，文史功底普遍很高。尤其是《百家讲坛》开播以来，大众对历史的了解、对典故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超过去。对作者来说，眼下最大的挑战不是要比读者懂得更多，而是不落后于读者，就已经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了。”
他举例说：“‘石’这个字，很多人认为要读‘担（dàn）’。但其实在历史上，这个字本就念‘石’。只是到了明朝，百姓缴税时，一石和一担（dàn）的体量大致相当，久而久之，两个读音就混淆了。”
刘勃也碰过类似的“钉子”：“我曾写到司马迁家族中有人担任过‘市长’，马上有读者质疑——你怎么用这么现代的词？其实，汉朝的‘市长’是特指管理市场的官员。”类似的争议还有：“一骑红尘妃子笑”中的“骑”怎么读？是“大月（yuè）氏”还是“大月（ròu）氏”？“吐蕃”的“蕃”到底读“bō”还是“fān”？“如果你去查唐诗的韵脚，它确实该读‘fān’，但你现在要是念‘吐fān’，一定会有人纠正你。”马伯庸说。
遇到这类问题该如何应对？马伯庸的策略是：“不必与读者过分较真。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在确保阅读体验流畅的前提下，尽可能兼顾细节的准确。”
小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穿针引线”
读过马伯庸小说的人都知道，他写小人物是一绝。他解释说：“因为小人物空白多，发挥空间更大。另外，小人物落实到真实历史中，不会改变历史，但他可能与历史产生某种共鸣。”
比如《食南之徒》的唐蒙，“历史上他做的事改变了中国版图，把岭南地区收归汉朝疆域。从身份看，他是郎中将，官不小了，但在汉朝的宏大叙事中，只能算个小人物。”刘勃从历史角度补充：“在史记里，唐蒙是个酷吏。他修那条路到夜郎国时，民怨沸腾——在那个时代，不残酷是修不了那条路的。”
但在马伯庸笔下，“唐蒙是个小胖子，乐天派，美食家，喜欢躺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能修二十多年路的酷吏？这就是人物的变化。文学讲的就是这种变化——他怎么从一个身份变到另一个身份，中间经历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刘勃很欣赏这种写法：“他（马伯庸）给人物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看他的小说开头，会觉得他胡编，感觉怎么都得违背历史了，但他总有办法在结尾处自圆其说，让故事严丝合缝地穿行于历史的缝隙之间——这特别炫技。”
那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小人物？马伯庸以《显微镜下的大明》为例：“我看到徽州歙县的县志记录了很多争议、诉讼，有些地方看不懂，回头去查《明实录》。以前看《明实录》，扫一遍就过去了，但有了这个由头，再看相关税法、张居正变法的细节，就能对上了——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找小人物，而是有了小人物这个由头，你会更有动力去看大历史。你能明白，一个国家的政策是怎样在朝堂上制定的，然后层层落实、层层执行，最后又执行走样，影响到普通小民的生计。”
用真实的历史托举虚构的人物
如何让读者对陌生的小人物产生兴趣，马伯庸分享了他的创作密钥：“有时候要开启一个故事，我必须先找到一个众所周知的‘抓手’，从大家必然熟悉的人物或事件切入。”
他以《两京十五日》为例，“主角是南京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捕快吴定缘。但故事开场，就让他撞上了惊天动地的大事——皇太子朱瞻基（后来的宣德皇帝）在南京得知父皇骤逝，必须火速赶回北京。我设计了一个虚构的危机：朱瞻基乘坐的宝船爆炸，他身陷险境，无人敢信，仓促间只能与偶然卷入的小捕快吴定缘同行。”
“读者不知道吴定缘是谁，但一定对朱瞻基、宣德皇帝有所耳闻。”马伯庸接着说，“我在故事里还埋了一个小小的信物——一个铜炉。两人一路上的信任、矛盾与情感纠葛，都凝结在这个铜炉之上。直到最后关系破裂，铜炉被摔碎。后来成为宣德皇帝的朱瞻基，对此物念念不忘，专门从暹罗进口青铜，命人重新仿制……这段细节是虚构的，但它依托于读者对真实历史人物的认知。”
他总结道：“用正史中坚实的人物与背景，托举起虚构的故事，能让读者在某个时刻恍然领悟——‘这段背景我听说过’。那种虚构与史实在脑海中突然衔接的顿悟感，正是历史小说独有的魅力所在。”
“很多感受，非得自己经历了才能从字里行间打捞上来”
历史小说脱胎于历史，同样也有超越历史的魅力。
马伯庸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尤其是他与阴丽华、郭圣通的情感故事。在历史学家眼中，这可能是一个利益取舍的问题。刘秀打江山时需要河北集团支持，所以立郭圣通为后；江山稳固后，刘秀开始追求爱情，再立阴丽华为后。而文学家笔下，刘秀和阴丽华的爱情是“当官应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青梅竹马，寄托了人类对爱情的美好想象。”马伯庸解释，“其实不存在哪个解释更正确或者更高级，而是作为读者的你更需要哪个故事。”
他同样被曹操与原配丁夫人的细节打动：“长子曹昂战死，丁夫人痛不欲生，常大骂曹操。曹操忍无可忍，就把丁夫人送回了娘家。后来曹操想把夫人接回来，走到丁夫人身边说：‘和我一起坐车回家好吗？’丁夫人没反应。曹操走到门外又不甘心，再次问：‘真的不行吗？’还是没回应。曹操怒了，说：‘这可就是真的诀别了’……”
“年纪大了才发现，这段对白只能发生在这样一对老夫老妻身上。他们纠缠了半生，却又因为某些不可调和的原因无法再走到一起。”马伯庸感叹。
《西游记》中一段曾被一掠而过的细节，也在马伯庸成为父亲后有了新解。《西游记》写唐僧出生才三天就被扔入江中，后被金山寺长老救起抚养，长到18岁后替父报仇。“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总忍不住想：一个出生三天的婴孩，黄疸还没退呢，也没有母乳，和尚们是怎么把他养大的？当时把我带孩子的苦楚都想起来了。很多感受，非得自己经历了，才能从字里行间打捞上来。”马伯庸说。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会读到由这个念头生长出的故事——金山寺里的直男和尚如何手忙脚乱地将一叶孤舟上啼哭的婴儿，抚养成了未来的大唐高僧。文/毛葵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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