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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蔡家人的民族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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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5 16:36

原标题：贵州威宁蔡家人的民族认同研究

贵州威宁蔡家人的民族认同研究

余舒

摘要:威宁“蔡家人”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社会职业、服饰、语言等内容而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但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该群体呈现了对“蔡族”、彝族、汉族多民族认同现象。笔者调查发现，生活在多族群、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蔡家人，他们的认同并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文化因素或者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能够解释清楚的。他们的认同是历时与共时、内因与外因、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威宁;蔡家人;民族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中国的族群现象不能脱离“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人们所惯用的概念［1］145。本文所讨论的蔡家人的情况则不是是否认同中华民族的问题，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是没有争议的，也就是符号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蔡家人的情况是对“蔡族”、彝族、汉族的多元认同建构问题。关于族群理论研究可归纳为原生论和情景论。前一派理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注重主观的文化因素;后一派理论又称为工具论，基本上将族群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视为政治、社会或经济想象，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被利用性，以及情景变化等特征［2］。原生论和建构论都从不同角度对认同进行了解释，为族群认同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两者在族群认同解释上都存在局限性。据笔者调查发现，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生活在多族群、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蔡家人，他们的认同并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文化因素或者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能够解释清楚的。他们的认同是历时与共时、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贵州省威宁县的蔡家人主要生活在在大街乡的别色院子、牛池水，雪山镇的勺甫、红丰、银旁、勺匍高原等区域，姓氏有陈、李、王、马、兰等，主要与苗族、彝族、汉族等民族散杂居，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各民族之间通常以自然资源如树林、山、河流等为界。这样的居住特点使各自仍然保持与他者的区别和联系，进而奠定了他们的多元民族认同建构基础。蔡家人以长期以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殊社会职业、服饰、语言等建构为蔡族的民族身份，当地称“蔡家人”为“阿乌子”。据笔者于2014年7月、2015年4月对蔡家人的多村寨调查发现，他们在历史上共享同一族群身份的群体，在如今认同发生了变迁，呈现了一个动态的、多元的认同机制:有的村落坚守原来的认同归属，以自己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逻辑作为自己的认同脉络;有的根据互动、交往等方式建构新的如彝族、汉族民族身份认同;而有的根据情景需要，处于不同的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体系之中。

居住在不同区域的蔡家人，他们的历史文化是相同的。从民族认同的发生角度来讲，民族认同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生活在一个共同区域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的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通过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等符号体系建构的印象促使民族成员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对自己族群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就油然而生，民族认同由此发生与形成。因此，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3］7。显然，蔡家人在没有与其他民族相交往之前不可能形成对自己身份的思考。从前面田野点内容可知，威宁境内的蔡家人在一定的共同体内生活，自呱呱坠地起就不断受到其他族群文化的熏染，无不与其他民族交往。而且，他们的特殊职业性质就奠定了长期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基础。那么这一特殊群体又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呈现多元的民族认同呢?本文建立在田野的基础上，把贵州威宁县蔡家人比较集中的村庄作为研究个案，建立在族群认同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对上述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进而解释。

二、原生文化记忆

蔡家人被其他群体归为“蔡族”这一民族身份，主要是建立在他们特有的传统社会职业、服饰、语言等原生文化的基础上。显然，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想象的，但不是捏造的、发明的、而是基于一定根源进行的创造。在中国56个民族之中没有“蔡族”这一民族身份，但在威宁境内，“蔡族”这一民族实体存活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样享受着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下面对这一群体原生文化具体介绍。首先，传统社会职业。蔡家人居住的地方流传着这样的术语，“阿乌子擀毡子”。人们听了这句话，就可知蔡家人传统的社会职业就是为当地人擀批毡、羊毛被、羊毛垫、棉花被等。在解放前，“擀毡子”这一特殊职业是蔡家人的谋生手段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职业传男不传女，通常家庭男女分工明确，女性在家干农活或者带孩子，男性两个或者三个成群的挨家挨村串寨擀毡。据介绍，他们不是威宁土著居民，而是在很久以前从中原一带迁来此地，具体的年代已经模糊不清，长期以来，没有土地，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才分到土地。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地主制的该区域生活，主要靠擀毡的传统职业为生。当然，这一社会职业能够在当地存活与该区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实际上，在多民族居住的威宁境内，从传统社会职业的角度来划分民族身份或者某一支系身份从而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区分群体很多，如彝族红彝支系，彝语称红彝为“腊勾”，汉译为“打制铁器”。在解放前，红彝人没有土地，长期以来以打制铁器谋生。显然，当地人对该群体的称谓不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而是文化意义的不同。其次，语言。语言是各民族进行沟通的首要工具，是不同群体区分中最受认同的象征性符号，是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此符号系统是制造和表现这个意义世界的文化符号，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每一个民族成员都生长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意义世界之中，其中语言的使用就成为彼此认同亲近的血缘纽带［4］35。蔡家人的语言是认同为“蔡族”的一个重要因素。蔡家话语音结构简单，没有长、短元音和塞音韵尾，元音不分松紧，有声调;词汇主要以单音节词根和双音节合成词为主，其中很多专有名词来自汉语，基本语序为 SVO，属分析型语言［5］。由于蔡家人传统社会职业的特殊性造就了长期与其他群体交往，因此，他们不仅会说自己的语言，而且会说彝语、汉语、苗语。而该区域的其他民族都不会说蔡家话，因而，此方面是当地人认为蔡家人聪慧的一面。实际上，关于语言促使民族认同的形成在历史上的例子很多，如在19世界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员、传教士等为了实践的理由—航海、经商、战争而收集非欧洲语言的词汇表以便编成辞典，从而建构了民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6］66。最后，服饰。蔡家人有自己的服饰，与彝族各支系的有些相似。如蔡家人女性上衣称为“二五衣”，与当地白彝女性的长衫子颜色一样，只是长度稍短一些，后面系飘带;男性上衣深色对襟衣，与黑彝男性的一样;男性通常用他们擀制的羊毛毡绑着腿，这与黑彝男性一样，只是彼此布料不同，黑彝男性用的是深颜色的布;蔡家人男性戴羊毛制的毡帽。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民族服饰虽然强调礼仪伦常，求吉求利，区别身份等级，甚至可以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载体功能。但是服饰最重要的功能还是作为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属于各民族独有状态的视觉符号，从而成为表现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标志。它往往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史紧密联系，体现着民族整体的心理和传统，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强调同一民族之间的内聚力和认同心理［7］126。显然，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民族来源的说法，由一系列符号体系而建构，无论这套建构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现差错，都有支持民族认同感情的作用［3］3。

三、多元民族认同

首先，对彝族的认同——以红枫村为例。由上述内容可知，蔡家人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服饰、特殊职业的文化特点而认同为“蔡族”。据笔者调查，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随情景的变化而出现多元的民族认同。红枫村的蔡家人与外界的人相处或到外地打工时就会说自己是“彝族”。实际上，这样的认同与他们和彝族居住同一区域、长期的互动等因素引起的文化涵化是分不开的。蔡家人和彝族间的互动方式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日常活动。从前面居住格局来看，红枫村除了居住着蔡家人外，还有彝族、汉族、苗族。虽然多民族居住于此村，但对于本村的蔡家人来说，他们与彝族交往机会比较多。这并不是因为该村彝族所占比例多，而是与蔡家人的特殊职业有紧密联系。据笔者调查，当地很多彝族人除了同其他民族一样喂养猪以外，还好养马、羊等，马主要用来托运粮食、赶集、玩耍之用;羊除了获取栽种农作物的肥料之外，羊毛可制衣服、被子、毡子、批毡等生活必需品。彝族如此之类的习俗造就了与蔡家人的互动频繁。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以外，交往方式还很多，如共同过节等。当地彝族人除了同其他民族过春节等节日外，还有自己的节日，如彝族年、火把节等。在节日之际，彝族人会杀猪、宰羊、杀牛等来庆贺。据调查发现，现在杀猪、宰羊的比较多。通常杀猪要找日子，有很多禁忌，如星期天、家里人的属相日不杀猪等。实际上，这些禁忌内容并不是彝族人的民间信仰，而是与各民族的交往分不开。据当地人介绍，星期天不杀猪因为该区域的苗族信仰基督教，如果在星期天杀猪的话，苗族人到彝族人家就不吃猪肉等说法。彝族人家杀猪主要是为了娱乐。通常要杀的猪一般提前半年实行特殊喂养，因而过年猪比较肥壮。通常杀猪那天，他们要邀请全村寨要好的朋友、族长，还有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的蔡家人共度晚餐。此现象也是体现彝族人对蔡家人的敬重。第二，民间信仰。各民族都有自身的宗教信仰，但是宗教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间毕摩宗教是彝族的民间信仰，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属于彝族精神世界的深层次文化。但在彝族、汉族、苗族、蔡家人多民族居住的村落，民族性很强的彝族毕摩文化促使了蔡家人和彝族人的文化互动。彝族毕摩文化成了当地蔡家人和彝族人共同的民间信仰。蔡家人的毕摩文化民间信仰主要表现在很多仪式上，如出生、结婚、丧葬等人生礼仪。在以上这些仪式上蔡家人如同彝族人一样，主持仪式的祭司由彝族毕摩来当任，仪式过程以毕摩经为依据，内容基本相同。蔡家人和彝族人承载相同的民间宗教加强了群体间的宗教认同。彝族和蔡家人以信仰毕摩文化为纽带，凭借共同的信仰为主要沟通和联系从而推断共同体的结合，结成了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由宗教文化认同转向民族认同。随着各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蔡家人心理界限被逐渐打破。显然，在群体认同方面，族群的心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他族观念与本族观点推动下的认同具有稳定的作用。族群成员在互相认同的基础上，可以想象、改造乃至于创造族群特征或者标记，使之适应形势的需要［4］32。

四、结语

长期以来，蔡家人以传统职业、语言、服饰等共享的原生文化系统而建构为单一的“蔡族”民族实体，从而建构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但是该民族实体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转向对彝族、汉族的认同。这一现象揭示了民族认同强弱与原生性因素密切相关的同时，建构性因素也是影响原生性认同的重要方面，即原生性认同与工具性认同因素的相互博弈。总之，蔡家人多民族认同状况一方面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相对较少的该族群在多民族居住格局中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发展经济如何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团结、和谐。显然，民族关系作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趋势其中之一就涉及到民族的交往、互动、认同，从而整合。显然，尽管所有独立的事物看起来都是独立的，但他们都是相互联系的;尽管以理性为取向的人类倾向于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但人类与所有事物都存在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9］。正如费孝通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的形成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其中在文中举了华夏民族的认同过程，华夏民族由一个若干民族集团逐步融合而成，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民族吸收进入，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进而不断壮大，渐渐构成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此区域内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3］1。

参考文献:

［1］巫达．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2］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78．

［3］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4］栗志刚．民族认同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1．

［5］薄文泽．蔡家话概况［J］．民族语文，2004(2)．

［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徐杰舜，等．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

［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5．

［9］lee ByUng－Jin．教育与民族认同［J］．“全球化与教育改革”专刊，2002:174．

作者简介:余舒(1980－)，女，彝族，贵州威宁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文章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