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鲁迅，从知己到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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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自己是鲁迅的“老朋友之一”。他们的交往长达29年，这个过程被钱玄同总结为尚疏、最密、极疏三个阶段。“头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极疏”。
章门弟子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鲁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每个星期到太炎先生处听课。
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鲁迅为使译文更符合古汉语的训诂，勤向太炎先生请教。这样，“《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这给钱玄同留下深刻印象。
回国后，鲁迅先在绍兴，后受蔡元培之邀供职于教育部，钱玄同则在北京执鞭教学。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将《新青年》由上海带至北平。陈独秀早慕鲁迅的大名，很想让他加入《新青年》行列，以壮刊物之声色。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此时，作为“愿意给它（《新青年》）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的钱玄同，已在《新青年》发表了很多战斗性的文章。
文学革命是钱玄同和陈独秀共同努力的目标，让这个阵营壮大发展，又是他们的愿望和企求。其时，鲁迅甚是沉默，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
陈独秀想到了鲁迅，钱玄同更想到了鲁迅，他对鲁迅的了解毕竟要深入得多。他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周作人先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鲁迅还没有文章送来，钱玄同有些急了，“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了。自此以后，豫才（鲁迅）便常有文章送来”。
《狂人日记》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
据周作人记忆，钱玄同来绍兴会馆催稿，时间当在8月，一共来了三次。这天晚上，钱玄同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来到绍兴会馆。钱玄同翻着鲁迅抄的古碑文，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他俩当时颇有意味的对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被说服了，不再抄古碑文。于是，有了《狂人日记》。其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周作人所说：“如众所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疏离起因
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第一册出版，轰动了学术界。这恰是鲁迅、钱玄同两人关系不睦的起始。
“古史辩”派大胆疑古，为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倡导，而顾颉刚成绩最大。
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派观点的，又讨厌顾颉刚，撰文进行抨击。显然，他批评的不仅仅是顾颉刚，也包括钱玄同。鲁迅与钱玄同开始疏离，关系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1929年，鲁迅自上海北上省亲。一日，他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知道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这时，顾颉刚走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最不喜欢顾颉刚，钱玄同则是顾颉刚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离开。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不忘描述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
三长三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指出鲁迅有三长三短。
他说鲁迅的三大长处是：“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这些著作都体现鲁迅的求真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
还比如，他治学和写作决非沽名钓誉，而是任凭“自己的兴趣”。《会稽郡故书杂集》本是鲁迅编辑，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时，“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
再比如，他的文章抉发的多是中国社会的痼疾，“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除此，钱玄同指出鲁迅的三点短处，那就是：多疑、轻信和迁怒。
多疑往往使鲁迅“动了不必动的感情”；轻信往往使鲁迅在发现自己中了说“好听话”的人的圈套后，与这个曾“认为同志”的人，“决裂而至大骂”；迁怒往往使鲁迅以自己的好恶为准则，他“善甲而恶乙”，甲亦应随之而恶乙，切不可与乙善，否则，“遂迁怒于甲并恶之”。
钱玄同说他对鲁迅的批评，是基于他与鲁迅交往的事实，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乱说”。
钱玄同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陈独秀、胡适相似，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共允，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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