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小D“龙虎斗”
原标题：阿Q小D“龙虎斗”
仿拟的手法，曾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得到充分的运用：小说的题目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拉丁名为尤利西斯），而《尤利西斯》的章节和内容也经常表现出和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平行对应关系。利奥波德·布卢姆是奥德修斯的反英雄的现代翻版。乔伊斯发表这部小说在1922年，《阿Q正传》于1921年12月开始连载，乔伊斯比鲁迅稍迟一点。鲁迅和乔伊斯都用英雄的故事模式，叙述小丑的糗事烂话，英雄其表面，小丑其内核，以鄙俗和丑陋消解神圣和庄严，从而形成一种悖谬和错位的张力，增添喜剧色彩。
明明是两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民在打斗，鲁迅却把阿Q与小D的互殴称作是“龙虎斗”。“龙虎斗”的说法来源于戏曲，演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呼延赞交战的故事。是否可以把阿Q与小D置换为赵匡胤和呼延赞？其实置换为刘邦与项羽、置换为朱元璋与陈友谅，都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这就是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观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把英雄和小丑的关系来一个乾坤大挪移。可以想见，如果阿Q和小D革命成功，那么他们此刻的争斗也就成为历史书写者眼中的真正的龙虎斗，也会成为戏曲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英雄。原来英雄和小丑就是这样的一体两面：正面看是英雄，反面看是小丑。刘邦和朱元璋是成功的阿Q和小D，而阿Q和小D则是失败的刘邦和朱元璋。
革命，多么神圣的字眼。然而，在阿Q这里，却成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闹剧。刚开始，阿Q把革命看成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这种观点的形成，毫无疑问是几千年圣经贤传教化的结果。后来又决心投降革命党了。看来圣经贤传的力量还是抵不上报仇雪恨的诱惑，抵不上金钱、女人和权力的诱惑。于是喝了空肚子酒的阿Q，醉意朦胧地发表革命宣言：“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之后，他用戏曲言志，进而构思土谷祠革命狂想曲，并用行动落实——到静修庵去显示革命的力量。原来在阿Q的字典里，革命就是欺软怕硬，就是找尼姑出气，就是在最没有反抗力的尼姑那里找到革命的成就感。
大团圆的结局，历来是中国传统戏剧家和小说家的最爱。光明的尾巴让苦难中的阿Q们得到片刻的愉悦感，却丝毫无助于减少现实中的灾难频率。认识上的浅薄和性格上的懦弱，让阿Q们只能在花好月圆、夫荣妻贵、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中弥补现实的缺失，然而虚幻的满足感对认识、改进现实毫无裨益。庸常琐碎的生活、等级尊卑的观念、意识形态的控制，日益消磨阿Q们的血性，阿Q们甘愿扮演小丑，以灵魂的出窍换得身体的苟安；阿Q们鄙视英雄，以摒弃真善美来求得卵翼；阿Q们往自己的脸上抹黑，以求得自我保护。显而易见，阿Q以其糊里糊涂的被杀，换得一个观众喝彩、官府找到替死鬼的结局，也是对革命党所追求的大团圆的一个讽刺。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大团圆，不由得让人对简单循环的宿命结局不抱任何希望。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语）。人性是介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状态。一种文化如果对此有着正确的认识，那么就不会陷入偶像崇拜的泥淖，就不会盲目崇拜汉武帝、唐太宗，并把他们捧上神坛，就会对扫罗、大卫、所罗门、恺撒的人性黑暗面秉笔直书，而且不把底层平民与小丑画等号，对诸如朱家、渔父、缇萦、漂母等平民的人性光辉保持一种敬意。有鉴于此，鲁迅借助阿Q这一形象，对荒唐可笑的成王败寇历史观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试图对错误的人性论进行证伪，建立人道主义的人性观，以恢复人性的尊严——这种尊严意味着不对权力跪拜，不对平民滥施淫威，不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对他人的践踏上，不赋予丛林法则的兽道主义以合法性；同时，还要建立一种机会均等、过程公开透明、尊重最终结果、人人生而平等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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