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叶延滨:咏不尽的成都诗歌
本报记者 蒋蓝/文 胡大田 叶延滨/图
提要
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在12月9日开幕,国内外60余位杰出诗人来到蓉城,参与这一诗歌盛会。鉴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届诗歌周以“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和力量”为主题,探讨“中国力量”“生命奇迹”“人类命运”等时代篇章。
在诗人叶延滨心里,成都是诗歌之都,是中国诗歌一个传承之地。杜甫、李白千年以降的诗歌传承,让诗歌把成都的名字带向了世界各地,连续4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成功举办,优秀的诗歌、杰出的诗人不断涌现,对正在着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成都而言,都是承先启后、不断积累的宝贵文化财富。
嘉宾
叶延滨,诗人、杂文家。1969年从四川到延安插队,任过军马场牧工、仓库保管员、部队工厂干事、文工创作员等。长期任《星星诗刊》《诗刊》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全委会名誉委员。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个人文学专著50余部,作品先后被收入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协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诗集《二重奏》获第三届新诗集奖,其余诗歌、散文、杂文分别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
手记
2020年12月7日 成都
温文尔雅的叶延滨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被诗歌爱好者簇拥着,他亦总会在人群里辨认出自己担任《星星诗刊》以及《诗刊》主编时的老作者,喊出对方的名字,还会提及一些久远的文学往事,记忆力之好,我多次目睹。记得去年12月初,我们一起出席“南京文学论坛”,到达当晚叶延滨就与近百位江浙诗人深入交流,他坦承:“尽管诗无定法,诗坛还是需要一些审美标准,不能想当然。40年改革开放,中国新诗经过较充分的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缤纷争奇,整个诗坛有了巨大变化,千差万别的创作风格,共同扮演着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化大国在今天所具有的文化角色。”
在当代诗坛,叶延滨的诗歌具有明显的个人标识,那就是注重现实、关注民生。他关注底层,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诗歌是情感的抒写,散文则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叶延滨在继续深耕诗歌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才情和精力移之于散文、随笔、杂文,发表散文类作品数千篇,影响深远,成为当代为数不多的诗歌、散文成功的“双栖者”。
我记得更为清楚的是2016年10月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仰止堂举办的“叶延滨诗歌朗诵会”。对叶延滨持续40多年的诗歌创作,诗人梁平评价:“他几十年一以贯之关注现实与民生,抒写生活的真、生命的真,使他的诗歌在中国诗人队伍里有了鲜明的标识。这次能够在杜甫草堂安排他的诗歌朗诵,也是一种暗合,这正是中国诗歌直面现实、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是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延滨的《干妈》就响彻诗坛,他一直坚定地行走在现实诗歌的道路上,开掘益深,锐意远行,在杜甫草堂举办诗歌朗诵会,就是一次关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富有深意的对话。
自2017年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举办开始,我每年均在这期间见到叶延滨。每一次重回故乡,他对成都日新月异的发展都赞不绝口。他说,成都是诗歌之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诗歌重镇,是中国诗歌一个传承之地,它不断地吸引很多外地诗人来此定居,也走出去了不少作家诗人,对正在着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成都而言,优秀的诗歌、杰出的诗人不断涌现,是不断积累的宝贵文化财富。
对话
国际诗歌周 成都新气象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参加过4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感受很深吧?
叶延滨(以下简称叶):诗歌是对生命意义的表达,诗歌要说出深厚历史现实中的神性成分,要表明真理给生活带来的光明。所以,优秀的诗人作品是充满光明,去传播光明。近百年来,中国诗歌从完全与外界隔绝形成的自我完善的古典美学形态,蜕变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新诗形式,与世界发生关联,且在全球化过程中,经过三次大的“横向移植”,吸收了欧美和苏俄诗歌的影响,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特性。同时,中国诗歌千年的悠久传统,也由其强大的吸引力,影响中国新诗从外来影响下回归传统,这是“纵的继承”。
在这一谱系下,成都国际诗歌周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诗歌活动之一,而且成为成都一张文化名片,成为成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前面三届已有近70位外国诗人、110多位中国诗人为成都留下诗篇,这些诗篇饱含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想象,记录和展现了当代成都的生活状态和风土人情,成为宝贵的城市文化记忆。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
记:成都的诗歌传统,无疑是其深具影响力的文化根脉。
叶:实事求是地说,成都对世界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诗歌。诗歌文化在成都历史深厚、欣欣向荣,是源于杜甫、李白等诗人千年的诗歌传承,他们的诗歌把成都传向了世界各地。其实我觉得成都早就是世界文化名城了,只是说,现在要把它打造得更美丽,更加富有诗意。成都国际诗歌周的持续举办对增加成都的美誉度,增加成都的诗意形象非常重要。我每次来参加诗歌周,都感觉到了一些新气象。
“汉语通”感知成都肌理
记:据你了解,海内外诗人对成都国际诗歌周的感受如何?
叶:诗人们在诗歌周的交流以及在成都的采风,都更多地了解到了成都的深厚历史和现代文明。比如美国诗人梅丹理就说,他走过世界各地,参加过不下百场诗歌活动,成都国际诗歌周是他见过的最新颖、最有分量和品质的诗歌活动。以色列诗人阿米尔说,成都是一个对诗歌充满敬意的城市。英国诗人史蒂芬·切里则称赞成都是一个有灵魂的城市。乌拉圭诗人爱德华多·埃斯皮纳则说,成都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美国诗人徐贞敏还说,成都让她走进了诗歌天堂……
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应邀与会的外籍诗人几乎都是“汉语通”,相信通过他们的观察,可以更细腻地感知成都的肌理。
记:本届成都诗歌周的主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叶:是的,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在疫情防控上为全球作出了有益探索和贡献,在人类抗疫进程中彰显了中国智慧,充分展示中国力量和大国担当。为了体现全球抗疫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今年诗歌周以“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和力量”为主题,体现“中国力量”“生命奇迹”“人类命运”篇章,展示“双城记”“同城化”愿景,引起了诗人们的广泛共鸣。
记:你对成都的生活感受,其实也是对诗歌的感受。
叶:诗歌的传统为什么能够在成都保存下来?我想,主要是因为成都是一个讲究文化、讲究生活质量的城市,而写诗的基本状态就应该是休闲、放松的状态。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为诗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诗歌的传统也反过来影响着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诗歌让我们心态年轻
记:你在多个城市生活过,成都对你比较特殊。
叶:我1948年生于哈尔滨,不久就随父母来到成都,在成都上的小学,随后离开过一段时间。1982年我分配到四川作家协会《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又度过了12年。记得我读的小学叫育才小学。上世纪50年代,我和同学们戴着红领巾来到这里(注:即现在的“东郊记忆”),我们说,成都终于有工厂了!现在我想说,成都是我的老家。
记:现在的成都与你记忆里的成都相比,变化太大了。
叶:以前的成都没有高楼大厦,朴实、休闲,充满乡土气息。我对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成都的老茶馆,因为我母亲爱去茶馆。记得那时母亲在茶馆与人谈事,我在旁边拿一本连环画,可以待半天。茶馆里有出租连环画的,一分钱看两本,五分钱能畅快地看半天,大人们谈什么,也就不关心了……如今,成都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成都人那种喜欢玩、会玩、会吃的生活气息一点没变,成都依然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
记:你写过多篇文章回忆在育才小学的生活……
叶:育才小学是省政府的子弟学校,学生都住校,负责管理生活的叫阿姨,大多是南下干部中一些文化较低的家属,她们岁数大,对孩子也厉害,孩子们都不喜欢她们。教书的叫老师,都是从部队文工团和青年学生中招进来的,年轻,漂亮,比方说我的雷老师,就是从部队文工团转过来的,同学们都喜欢她,我母亲有一次出差到北京,星期天是她带着我逛街。和漂亮的老师一起在大街上走,开心得忘了周末没有人接。后来,有一个男子经常来找她,同学们都很讨厌他,觉得雷老师是个“叛徒”。20年前我写了一篇小说《星星的河流》,写小男孩的这段经历,不叫失恋,也不叫失意,反正后果很严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你喜欢的人会去喜欢你不喜欢的人,而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
上育才小学第一天我就打架了,因为我发现前排那张桌子比我的好,有一个钥匙扣,我立刻将那张桌子换了过来。第二天前面的同学发现了,和我打了一架,他个头比我大,我吃了亏,老师也不向着我:“怎么见着好的东西就想要?别人的桌子好,那也是别人的!”开学第一天,这就是学校第一课: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自己的,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许多“别人”。
记:你还写过西胜街,写你的少年成都?
叶:是几年前回成都有感而写的《西胜街:含羞草——我的少年成都》,将军衙门、西胜街、斌升街是我记忆中的一串成都地名。我在成都最早的家,位于窄巷子东头的斌升街,不久后搬到与宽窄巷子相邻的西胜街的公馆。公馆后面有一个小天井,我家和其他两家人就住在旁边。前面不远处是母亲上班的单位,里面有大客厅、小客厅。公馆院落中有一个大花坛,花坛正中有棵大铁树,四周开满了美人蕉。在我记忆中,小时候屋门外有一丛含羞草,出奇地茂盛,几乎有小孩一半高,只要轻轻一碰,它就整个瘫倒在地上。童年总是充满乐趣的。除了写西胜街,我还写了《野草莓》等记录我在成都度过的少年生活。我算是一个成都人,所以我想把对成都的一些印象,用诗歌记录下来。
我儿子也是在成都长大的,现在别人夸他“帅”,他会说,我比爸爸差远了。其实,是诗歌让我们心态年轻。成都是产生诗歌的地方,杜甫和李白从成都走出,享誉世界,希望今天的诗人们也能在此创作出享誉世界的佳作。诗歌不但让我们年轻,还让我们成为朋友和亲人。要感谢让我们成为一家人的成都。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记:你的很多诗歌、文章里,成都绝不仅是诗歌……
叶:我对成都的记忆与家事血肉相连。1952年我到成都后,父母受到运动牵连而被迫离异,在余下几年里,我和姐姐经常在“将军衙门—青羊宫—百花潭—杜甫草堂—光华村”这一条路线上来回往返于父母之间。
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城里,寒暑假才到光华村,住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和人力车。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所以也叫“叽咕车”。另一种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到它,因为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俩去父亲学校,母亲要叫一辆黄包车。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出租车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要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砂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见到汽车,偶尔有一辆开过,就会扬起满天尘土。那时汽车真少啊,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这样的车,一路上也见不到几辆,好在有两旁田野茅舍,“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真是童年记忆中的美景!如今,杜甫草堂似乎成了大城市的盆景,高楼如云,车水马龙,站在这里,记忆中的童年,还有那个记黄包车车号的母亲,却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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