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的幽灵与传统的复活
原标题：侠客的幽灵与传统的复活
侠客的幽灵与传统的复活
□刘大先
邱华栋出版了他的武侠小说集《十侠》，成为2020年底文学新书的一大亮点。
其中十篇小说，篇篇都很精彩。比如《击衣》，重写了春秋末年著名刺客之一豫让的故事。这是一个老故事，《史记》《战国策》和《吕氏春秋》等多种典籍中都有记载，情节也大致不差。邱华栋没有进行过多的改写，除了对豫让的前史——在历史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出身家庭进行了一些踵事增华，以及对他的剑术做了一些描写之外，他几乎照搬了《史记》里的记述。
豫让在这个小说中的经历、行动与言语重复了二千年多年来流播于人口、传诸在人耳的形象：一个只在历史中留下了名字的侠客的孙子，不甘于捕鱼的日常生涯，踏上了追求功名的道路，进而在自我教育中执守了尽忠与恩义。邱华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将豫让少年生活中感到的乏味书写出来：不甘像父亲一样平庸度过一生促使他离开家乡，希冀在既定秩序摇摇欲坠而又充满风险与机会的时代寻求自己的出路。最终，他在求仁得仁之中，用自身的死亡完成了对于忠义的书写，成全了自己和敌手，因而也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对自己声名在史书中的铭写。
邱华栋为什么要重写这个已经不断被书写和议论的人物与故事？有意味的是，他在重写的时候并没有对前人的书写做出更多的变化。笔者的理解是他尊重一种已经积淀成型的情感伦理，这种伦理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矜异出奇固然有可能炫惑一时的视听，终究会在时间中被淘洗殆尽。因为豫让这样的刺客身上叠加累积着漫长时间中无数变故里那亘古未变的东西，那种被不同时空中的人们都普遍接受的东西——既有对于失败者的同情，又有对于有信念者百折不挠的敬意，同时隐藏着人们难以做到像理想者那样英风凛然的殉道的企慕心理。他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包蕴了丰富内涵的意象，有着各种歧异的变体，但终究会回到核心的原型。
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它们凝结着经过时间检验的智慧与经验。不同的人们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当他们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感觉似曾相识，再次重读的时候仍然能够得到新鲜的见解，如同卡尔维诺所说，这样的故事其实已经成为经典，它在时光中走过，对于它的阐释和重述本身也形成了我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邱华栋的重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于老故事的再阐释。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似乎并没有阐释出“新意”？事实上，对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谙熟各种颠覆崇高、解构英雄、瓦解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和先锋技巧的邱华栋来说，要想寻找一个迥异于《史记》的视角并非难事。但邱华栋在《击衣》中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的是老老实实地把故事原原本本再讲了一遍，重申了一种史记式的书写。笔者觉得这里面有着一种不自觉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在于他可能意识到那种曾经看上去比较时髦的“创新”，也许当时有其合法性，如今则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尤其是在价值观淆乱的当下，我们需要的也许不再是解构，而是建构，如果不能建构一种全新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至少不应该抛弃与毁损那些我们曾经拥有的价值与信念。
豫让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记录且不断流传，一定有其原因：在司马迁那里，他表征一种试图挽回世风的悲壮的努力。一方面是知遇之恩必报，另一方面是报仇也必须要堂堂正正。而在赵襄子那里则又能够理解这种行为的惺惺相惜，以及成人之美但又不违背秩序的决断。邱华栋对这几点都加以了强化，在他的笔下，所有人的心理、动机、行为都敞敞亮亮，人心还没有成为一个无法洞悉幽微的含混存在。
豫让一开始踏入江湖的追求也没有给人功利之感，而是积极进取的激情。《史记》与《战国策》中没有的细节也被加以点染：豫让第一次刺赵襄子，“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在这个最初的记载里，抓捕豫让来自于赵襄子“心动”的偶然性，但是在《击衣》中，则是因为豫让不愿意在别人如厕时动手，因为那样有失风范。这个细节与泓水之战中执守仁义的宋襄公如出一辙：在生死存亡的场合坚守某种不合时宜的尊严，因而往往会被后世那些过于聪明的人嘲笑为不知权变、迂腐呆板。豫让在邱华栋的这个增补的细节中是多么像宋襄公啊，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真正的侠客。正是他的这点不合时宜、不懂通变，让后人对他心生敬意，因为他并非愚蠢，从后来行刺给自己和赵襄子所带来的影响分析而言，毋宁说他是极其明白事理的，之所以还要做一个有风范的刺客，如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一样，是要树立一种人格，而那种人格正在淆变的世道中变得稀缺而珍贵。
侠客的存在尽管在战国结束、大一统帝国开始之后一再受到儒法意识形态的打压，而遁入到底层秘密社会之中，但在想象性的文本和民众口耳之间从来都是葳蕤茂盛，侠客的勃发英姿成为一种现实缺憾的替代性精神补偿。它如同一个幽灵盘旋在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结构之中。
《击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小说是以豫让的第一人称叙述的，而在结尾这个叙述者已经杀身成仁，因而使得整个小说成为一个死者的言说，是幽灵在说自己的故事。这个幽灵既是小说的当事人，同时也是一个已经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化原型人物。这使得小说的阅读必然充满了互文性，读者的知识与理解自然而然带入到阅读体验之中，也就是说文化的幽灵始终在场。文本的内部和外部，都有着一个萦绕不去的幽灵徘徊在那里，而这两个幽灵在邱华栋的笔下并没有发生分裂，它们甚至可以说是彼此增强的--历史记载有着稳定的记忆积累，而小说文本反过来又强化了历史书写中定型了的文化记忆。因而，我们可以将《击衣》理解为，侠客的幽灵是自我召唤，它借着邱华栋的笔在自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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