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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没有盲点！媒介考古、有机真实、互动仪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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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4 22:14

原标题：我们的目标：没有盲点！媒介考古、有机真实、互动仪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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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周的扫盲小专题大家掌握了吗？扫盲小田心又来咯！今天带来的自我呈现与反自我呈现、有机真实、媒介考古、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族主义，都是大家平时听过但又不太熟悉的知识点，大家快跟小田心一起看看吧～

一、自我呈现与反自我呈现

（一）基本概念

“自我呈现”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来。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用戏剧来类比人生，每个个体都是表演者。表演过程涉及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向他人呈现自己的方式和引导、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的方式。换言之，为了达到观众心目中理想化的形象，表演者必须协调好自我性主我和社会化客我之间的矛盾，必须对自己给他人的印象进行管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印象管理和信息控制的过程就是“自我呈现”。

自我呈现的视野之中应该思考自我消除行为，消除本身也是一种特殊但普遍存在的呈现策略，抑或是一种反向自我呈现。

自我消除，即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对已经发送的内容进行删除，或降低其可见性的行为。

二、互动仪式链

（一）基本概念

“互动仪式链”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上，于2003年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正式提出的。这是用于架通宏观和微观的概念。它指不同的互动仪式在不断接触中得到发展，并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柯林斯认为人们基于共同的心理和关注产生共同的情感冲动，当人们以同样的符号来表示他们共同的关注和情绪时产生了互动仪式，不同水平的际遇形成了不同的互动仪式，经由时间延伸，并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互动仪式链。其延续依赖于彼此间情感能量和报酬的加强。整个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宏观的社会结构就是通过这种互动仪式链建立起来的。

（二）组成要素

互动仪式由四要素组成：两个或以上的人身体共同在场、对局外人设定界限、参与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对象或活动、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催生了群体兴奋，输出了四种主要的仪式结果：成员身份的感觉、兴高采烈的感受、对群体符号的尊崇，以及对破坏群体团结行为的愤怒。

（三）概念核心

柯林斯指出，互动仪式的关键在于“参与者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它们产生了共享的情感、认知体验”。群体聚集、相互关注焦点和共享的情感状态三者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当人们彼此有了直接的身体在场，便形成了际遇；人们开始针对共同关注的焦点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聆听他人的意见。在沟通交流中，对某一问题的共同看法催生了共同的情感体验，讨论的热情进一步迸发，热烈的氛围感染着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个人都更积极地表达自我、更积极地回应他人，在获得他人更迅速、更频繁的回应之后，个人表达的热情进一步升华。可见，相互关注焦点、共享的情感状态之间存在反馈加强的作用，这一过程的循环最终会带来集体兴奋，使群体成员间产生高度的情感共鸣。

三、媒介考古学

（一）基本概念

“媒介考古学”的提法脱胎于 “电影考古学”与“知识考古学”，常常被用来指涉一种以媒介物质为中心的、“回溯－前瞻式”的研究取向。以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一书的理论思想为依托，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等学者提出媒介考古学这一概念，以此来概括他们关于媒介史学的新主张，通过重新认识和绘制旧媒介的历史，以理解处于转型时期的新媒介，克服新旧媒介之间的对立。

杨北辰将媒介考古学与考古学作比较: 考古学发掘环境中的 “物”，考察其形制、用途、放置的场所、曾经的使用者等；而媒介考古学在标准的媒介历史之外，将媒介物视为 “物质档案”，研究它的发明、载体、机制、设备、空间在时间中的流变，对我们施与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我们身体、感官与认知的构成之中。

四、有机真实

（一）基本概念

杨保军在《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中提出了有机真实的概念，它主要是指由多元新闻生产、新闻传播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一定过程中共同呈现、塑造、建构出的新闻真实。

所谓的“有机”，是指构成事物的各部分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协调，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有机的实质是指事物构成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共同决定着事物的整体结构及其基本状态。有机状态可以是静态的，呈现的是事物的结构状态；有机状态也可以是动态的，反映的是事物运动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二）特征

在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真实的有机性有了新的特征，最突出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新闻真实是所有新闻活动主体之间有机互动形成的真实。

在新闻事实的报道中，存在众多的主体，比如新闻信源主体、报道对象主体、传播主体、收受主体，还有存在于传播环境中的新闻控制主体和新闻影响主体，他们都会以各自的态度和方式参与到新闻生产与传播之中，因而，新闻真实的整体面目是在这些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呈现的。

第二，从报道真实角度看，新闻真实进一步成为多元传播主体甚至是人机交互中共同呈现的真实。

各种程度不同的智能新闻（大数据新闻、机器写作新闻等），就更能看出新闻生产中的有机性，更能揭示新闻真实的有机性和复杂性。例如大数据本身不是新闻媒体采集的，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技术大多也不是媒体自己创设的，因而大数据新闻实际上是由数据拥有者、计算模式或程序设计以及大数据新闻直接报道主体共同生产的，他们之间只有有机配合、互相信任、紧密协作，才能实现真实报道。

第三，在相对比较微观的层面上，新闻真实的有机性表现为呈现新闻之媒介方式、符号方式、文本方式的有机性。

如今，新闻报道呈现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每一种方式都有自身的优长和个性特点，能够展示新闻事实、新闻传播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的方式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凸显了新兴媒介环境中有机真实的典型特征。VR/AR新闻、大数据新闻、传感器新闻、智能新闻、人机交互新闻……新闻呈现方式的增多，总体上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多以新闻方式认识事实世界的手段，这些方式的有机配合，使人们更有可能认知事实世界的真实面目。

五、网络民粹主义

（一）基本概念

网络民粹主义是在互联网蓬勃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是民粹主义在网络传播空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精英主义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延伸。民粹主义崇尚平民、反对精英, 呈现出泛道德化的批判性、非理性特点，经由网络的放大、扩散后, 网络民粹主义更具影响力和冲击力，并集中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和话语实践，即平民崇拜和极端的反精英、反权威。

互联网的出现无疑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网络的隐蔽性、互动性、离散型、碎片化等特点一方面拓宽了公众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也容易将社会矛盾和底层情绪放大，形成一套二元对立的“以美化底层、仇视精英”为核心特征的民粹主义话语。

（二）叙事逻辑

1.底层叙事——美化弱者，仇视精英

“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了“Subaltern Class”一词，可译为“底层阶级”，特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底层”的概念更具有开放和包容性，容纳了更多的边缘体。

这种“底层”聚集的结构容易放大负面情绪，导致网民偏离理性轨道，底层身份往往容易成为“弱者的武器”。底层叙事在此背景下产生，它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怀着深切的同情，对精英怀有强烈的质疑，在这种叙事框架下，网民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划清阶级立场，共同打击“强者”，安抚弱者，在这场集体狂欢中，事实本身已经不再重要，法律的权威性和刚性也不再重要，一切将让位于“人民”，“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

2.哄客叙事——戏谑狂欢与隐性抵抗

“哄客”的概念最早由文化学者朱大可于2005年提出，它“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行为”。该词原本是针对文化娱乐事件中一些受众的低俗表现。哄客叙事通过一种戏谑化的表达手段，可以起到去敏感化、娱乐化、大众化的效果。

3.对抗叙事——虚构事实与建构身份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充满了对抗性，它总是在关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事件发生后，网民们会迅速从事件中剥离身份，虚构情景，划清敌我矛盾，以此来引发情感共鸣，因此在对抗叙事中，一般都强调受害者的无辜和他们所遭遇的不公，而作为对照，作恶者则常常被描述得凶恶无情，此类叙事所展现的，是善与恶的典型对照。在这场身份与话语的叙事中，当事人的身份、情境是关键要素，因为一旦涉及到敏感身份、情景标签，就很容易引发公众的悲情、愤怒、同情、绝望等情绪。

对抗叙事主要手段有：人肉搜索，谣言建构，情绪渲染，借势造势，线下行动等。在对抗叙事中，“人民”成为一个整体、同质、抽象的统一体，它特指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如农民、农民工、小生产者、城市工人阶级等，代表着社会的善和美，与位于社会上层的精英阶级如政治精英、大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等相对抗和抵触。

六、网络民族主义

（一）基本概念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部分达成了一致，即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它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的最新表现。民族主义通常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安全感、荣誉感以及对民族的一种情感皈依。

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

（二）特点

1.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

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2.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

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3.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4.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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