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快乐为何越来越少？
原标题：工作中的快乐为何越来越少？
题图：《何者》剧照
卡尔·雅斯贝斯的这篇文章从哲学的视角来探讨工作中的快乐问题。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机器化相联系，一切工作都在每一个有关的人都必须遵循的详细的规则与规章下进行。但同时这也造成了单个工人在许多方面几乎等同于机器零件这样的结果。
人不能保持其为人，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无论是愉悦还是不适，是奋发努力还是疲劳怠倦，我们仍然不过是执行着日常任务而已。日复一日地活下去，唯一可以刺激我们超出完成日常任务的范围的欲望，是占据在这架机器可能达到的最好位置的欲望。在这样的技术秩序下，属于职业的种种理想隐退了，从事职业的人投身于特殊的目标、计划和组织，而在其中工作的人不能自由呼吸。
——思庐哲学公众号
自我的追求和主动的意愿以其最低的分量而存在于工作的快乐中，没有这种快乐，个人最终就是瘫痪的。因此，对于工作中的快乐的维持，就是技术世界中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偶尔地、暂时地为人所认识，但旋即被排挤到一边去。从长久看，对于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这个问题在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
只要人被降格到仅只必须完成指定任务的地位上，做一个人与做一个工作者之间的分裂问题就在个人的命运中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获得一种新的优势地位，工作中的快乐就相应增加。这架机器力图把这种生活加诸越来越多的人。
然而，为了保证所有人的生活资料，就始终必须有这样一些职业，在这些职业中，工作不可能单纯根据指示来指定和完成，其实际成绩也不可能依客观标准来恰当地衡量。医生、教师、牧师等的工作不可能被合理化，因为我们在此面对的是实存性的生活。
技术世界的孤立，连同专业化能力与产量方面的增长，作为其最初的和同时发生的结果，导致这些服务于人类个体的职业在人们实际从事的行业中呈衰退趋势。
诚然，群众秩序必然要求物质资料的配置合理化。但是，在我现在正在谈到的这些职业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合理化的过程究竟能贯彻至何种程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做到自我限制以便给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不是盲目服从指示留下空间。
在这里，工作中的快乐来自人的实存与从事工作的人所无条件地献身于其中的活动之间的和谐，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完成的。 一旦普遍的秩序所起的作用是将这个整体肢解成诸种局部功能，而这些功能的执行者可以无差别地替换，那么，在工作中的这种快乐就被毁掉了。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关于整体的理想便消退了。以往曾经要求将整体的存在寄托于连续的构成性成就之上的活动，现在则被贬低为一种仅仅是副业的活动。今天，那些力图真正实现某种职业理想的人所作的努力仍然是零星的、无力的。看来，这个衰落的趋势没有停顿，也不可避免。
《摩登时代》剧照
我们来看一看在医疗行业中所发生的变化，以此为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病人是按照合理化的原则而被成批处理的。他们被送往医院接受专门化的治疗，被分成类别，属于这个或那个专门的部门。
但如此一来，病人就失去了他的医生。这里有一个假定，即医疗如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是某种被制造成的产品。对某一医生的个人信任被设法取代为对某一机构的信任。
但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意让自己被放置在这个组织起来的"传送机"上。的确，在意外事故发生时，直接救助的服务得以进行，可是，病人在其连续的一生中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关切生命的帮助却因为"传送机"的方式而成为不可能的。
医疗行业的巨大“企业”正在出现，其组成形式是医院机构、官僚体系和系统化的医疗设备。对大多数病人运用新的、更新的、最新的治疗技术的倾向，符合群众的组织意志，这些群众都是在现代技术学校中受过训练的;这一倾向也符合这样一些人的意志:他们(主要是在政治情绪的压力下)主张能够对所有的人普施医术。
"企业"已取代了个人化的关怀。可以想见，倘若沿循此路而到达其逻辑结果，那么，下述医师很可能从此消失:这些医师具有全面的技能与修养，他们不仅在口头上声言他们的个人责任，而且真正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他们因此只能治疗有限数量的病人——因为，只有在有限的数量上，一个医师才能建立起与病人的个人纽带。
沿人文主义的路线从事某项职业的快乐被代之以由技术成就所带来的工作快乐。在后者的领域中，个体自我与工作者之间的分裂已经形成。这样的分裂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它规定了所能达到的成就。
把医疗活动融入生活秩序的过程面临无法否认的限制。成就的公共组织化，一旦被误用，即要瘫痪。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服务的优势，既误导了病人，也误导了医生。
为了享受病人所得到的福利而挤人病人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医生则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来治疗最大数量的病人——只有这样他才能谋生，因为享受健康保险的病人只为他们所得到的服务偿付低微的费用。
因此，人们就设法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和控制措施来结束这种对制度的滥用。其结果却是更进一步地限制了只能由真正的医生去做的工作的范围。
然而，更为要紧的是，那些真正有病的人越来越无法相信他们有可能得到医生在当下一段时间里全力以赴地提供的全面，科学、准确的诊治。
当不再存在真正的医师时，人就丧失了他作为一个病人的权利，因为，这架原是要让医师供群众支配的机器，由于它的作用，已使真正的医师不可能存在。
《摩登时代》剧照
对其他职业的研究将以同样的方式表明，在多大的普遍程度上，这些职业的本质受到了现代发展的危害。 从根本上说，这种对工作中的职业快乐的摧毁，其根源即是生活秩序的界限，这种界限不能生成任何东西，却能轻易地毁掉对它本身来说不可缺少的东西。
于是，就有深刻的不满在被夺去了可能性的个人身上发生，在医生和病人身上发生，在教师和学生身上发生，如此等等。 他们无论怎样勤奋工作或过度工作，仍无法获得真正成功的感觉。
我们愈益发现这样的情形:那只能作为个人的首创性的成果而存在的事物正转变为集体的事业，以图通过集体手段去达到某种朦胧设想的目标，并显然相信群众可以得到满足，仿佛群众构成了最高类型的人格。
属于职业的种种理想隐退了。从事职业的人投身于特殊的目标、计划和组织。只要公共机构呈现完善的技术秩序，而在其中工作的人不能自由呼吸，那么，由此造成的荒芜便达于顶点。
本文作者卡尔·雅斯贝斯，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哲学是对存在的主观解释, 认为哲学应当为人的自由而呼吁, 应当注重人的生存, 并以此作为一切现实的核心。《时代的精神状况》是其重要著作。
转载自思庐哲学公众号。来源《时代的精神状况》，原标题：工作中的快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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