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红色宝藏”能说话︱ “我”在，他们的回忆也在，“装”了整整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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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的火车站，一批批身上洋溢着青春风采的年轻人拎着“我”，步履匆匆地离开家乡。喧闹的车厢里，充斥着欢声笑语。“同志你好，我来自哈尔滨”“你好，我是沈阳的”……他们相互问候、寒暄，而“我”安静地躺在置物架上听他们聊天，随着列车一路奔驰，跨越千里，从祖国疆域北端步入乌蒙山巅的建设场。
作为一只藤条箱，“我”由细密的柳条编织而成，上下八个角及箱盖箱底边沿包有绿漆铁皮，容量并不算大，几件换洗衣物和书本足以将“我”塞得满满当当。如此轻便的“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承载了建设者们奔赴“三线”的全部家当。
由于任务的保密性，建设者们大多是悄无声息地离开家乡，很多人头一天被批准上“三线”，第二天就背起了行囊，和家人留下寥寥几句的告别，再从床底下拖出“我”，打开后塞满随身物品，全部家当就浓缩在了“我”的身体里。扣好锁扣，把“我”稳稳拎在手里，跟随着大部队迅速南下。
那时，来自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各个工厂的大批优秀干部职工和基建施工队伍，投入到了贵州的三线建设中。火车转汽车一路辗转，“我”也到达了目的地——六盘水。在盖着油毛毡四面透风的工棚里，床头木架子上和床下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就是“我”的临时栖身之所。“我”随建设者们在六盘水一待就是几十年，漫长的岁月里“我”变得越来越老，六盘水却变得越来越新，煤炭、钢铁、电力和建材等一批产业基地在这里崛起，曾经的小城蜕变为新兴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城市。
多年的奔波和岁月的影子在“我”身上留下印记，锁扣生锈，锁头不见踪影，绿漆斑驳脱落，藤条也不再光亮，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
于是，2008年“我”来到了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展厅就是“我”的归宿。藤条箱在，三线人的回忆也在。
（记者: 李发静 陈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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