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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代星｜晚明书风在时代转型期的启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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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3 15:00

原标题：陈代星｜晚明书风在时代转型期的启蒙意义

晚明书风在时代转型期的启蒙意义

文｜陈代星

【内容提要】

● 近现代发轫于500年前的中晚明时期。

● “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启蒙大时代历史转型。

● 书法家反封建理性成果催化大时代转型。

● 晚明书风是推动大时代历史转型的旗帜。

● 晚明书风深远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晚明书风时代转型启蒙意义

近代中国以一种有别于数千年旧体制的新姿态，被现代时空的运行伟力驱动着前进。人们禁不住要问：这种大时代的历史转型发韧于何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她发轫于500年前的中晚明时期，历史过程中仁人志士用了400年时间，才奋斗出近代中国。其间政治兴亡、战端频仍、人事沉沦、文化衰荣，各种社会现象交相变化，普天之下风云际会，方衍化出今天华夏发展之最好时光。我们考证历史发展，就会注意到催生封建时代结束的最大因素是资本主义萌芽，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肯定是在明代中晚期。新的经济基础在其产生之初，就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方式，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促使新的生产关系形成，最终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巨变。封建制度在这场新的经济革命面前只能落败而去，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把现代中国的发轫期定在500年前明中晚期是有科学依据的。

尤其晚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期，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随着朱由检吊死在景山树桠上便落下了历史帷幕，也是封建王朝分崩离析的特别时期。后来的封建帝国清王朝仅仅是在满族维系中苟延残喘，但终究仍无法阻挡历史洪流进入近现代时空坐标。

一、“东方文艺复兴”启蒙大时代历史转型

说到500年前正值明中晚期的那场古典文艺复兴运动，一直被人们定位为单一的文化复兴现象，现在考究起来，却有着十分深远的社会学影响。应该说，那是一场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几乎可以等量而观的文化狂飙运动，二者都起到了对大时代历史转型的启蒙作用。这场“东方文艺复兴”几乎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期爆发，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14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城市中，以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为代表，在新兴资本主义萌芽的催生下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而此时的东方，长江流域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城市苏州、松江为中心的“吴地”也揭开了古典文化复兴运动的序幕。虽然东西方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不可能约定，但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以文艺复兴为主战场，不约而同地向封建统治发起了攻击。这说明人类社会大时代的发展规律，总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阻止人类自由发展最顽固的是封建社会制度，东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攻击的总目标封建制度正时值衰朽期，文化复兴运动顺应了历史大潮，掀开了变革的大幕。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展过程中，其代表人物是但丁、布鲁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等人；而东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是王阳明、李贽、徐渭、王铎以及后来的徐光启、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源、严复等人。明中晚期的古典文艺复兴，应该是从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发端。文化复兴肯定首先是从哲学深层面进入，欧洲的文艺复兴最先也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继而布鲁诺的反宗教学说、但丁的“诗说”、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莎士比亚的戏剧。东方王阳明的“心即是理”的思想要义与“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的理论中都蕴涵着追求真理的哲学思想。他的“格物致知”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种相依相异相叠进的认识方法论，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精神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王阳明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徐渭在《徐文长文集》里说“讲良知者盈海内，人人得而闻之”，可见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已经席卷各地。有文稿《明朝那些事儿》称赞王阳明说：“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正是王阳明从思想领域吹响了号角，接下来思想学术上王艮、李贽的“泰州学派”；文学上的“公安派”、“竟陵派”、前后七子；戏剧上汤显祖的《牡丹亭》、徐渭的《四声猿》；绘画上的“吴门画派”；书法上从“吴地书风”到晚明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狂飙”现象；而明清之际的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把启蒙思想的成果扩大，掀起了更为坚决的反封建主义的浪潮，无不充分显示了这场东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度与广度。最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涤荡了旧制度的尘垢，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时序更替上讲，的确新旧时代的转型期太长了，用了400余年的时间，要知道让顽固的封建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中国是宗法制度特别浓重的国度。我们必须明白，引起这场历史变革而最终导致社会大转型的正真动因，是新兴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即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种新力量推动了历史由封建社会形态向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形态转变。只有新的经济基础诞生，才能动摇旧的社会制度根基。东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推手是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中世纪的欧洲，上帝是绝对权威，那是特别“黑暗的时代”，你只要想到思想家布鲁诺被教会烧死，你就会明白那黑暗的程度。当时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是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冲破神学的束缚。资本主义萌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坊主与资本经营者拥有了巨大财富，他们渴望生产资料的自由贸易和资本的更大积累，于是呼唤人的自由，呼唤商贸的自由。而一批受人尊敬的文化人、艺术家更是人本精神的倡导者，在适当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需求下，大时代必然会发生社会转型的变革。于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诉求走上了前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了一直到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而中国的文艺复兴却在进入清代后缓慢下来了，进入了曲折期。为什么中国的那场古典文化复兴运动，就没有取得让人眼亮的成就呢？中国发生的那场古典文化复兴运动，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还很稚嫩的初期发生的，虽然苏州、松江、扬州、景德镇等地的印染、纺织、陶瓷、水运等行业还是较为繁荣，城市发展较快，市民阶层出现，作坊主和资本运营者的诉求也向往人本自由，代表市民文化的一批文学艺术家数量也很不少。但在宗法制度太沉重的中国，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在封建统治太顽固的中国，似乎东方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仅仅留下了几多文人的呐喊，而这些呐喊在清代长达300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变得越益衰弱。著名社会学家德国人韦伯1904年在美国时写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韦伯的论断，与当时的中国情况还的确有些相符合。宗法制度超强的中国，内里是一个封闭的超稳定制度系统。要实现大时代的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改革之路会很长，效果并不是突飞猛进。但历史终究是前进的，历史终究会在经过长时期艰难地选择后，实现伟大的时代转型。东西方这场思想启蒙的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一批探索哲学、宗教改革、文学、艺术、政治、科学等各方面而成就斐然的伟人，正是这些伟人们为人类留下了大量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艺术成果。西方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的绘画，佛罗伦萨的雕塑，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有哥白尼的天文学，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历史也不会忘记这场伟大的“东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湧跃出来的王阳明、李贽、徐渭、汤显祖、徐光启、王铎、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源、严复等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和文化艺术成果，到今天启蒙思想仍然警醒着世人。文艺复兴带来了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启蒙了一个与中世纪彻底决裂的时代。

二、书法家反封建理性成果催化大时代转型

书法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结构体系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阳明的书法就十分了得，他学过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黄庭坚书法，草书临过怀素。明朝的徐渭在《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里就说“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今睹兹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於书，则书且传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镒，称其书仅得於铢，书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犹得号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书也，亦幸矣。”明代朱长春《王文成手简跋》中说王阳明书法：“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神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清朝朱彝尊评价王阳明说：“诗笔清婉，书法尤通神，足为临池之模范”。清彭绍升《二林居集》中对王守仁的书法给予了高度赞誉：“如踞泰山之顶，抱东海之波，蘸墨于太虚空中，掷笔于阎浮界外；一戈一碟，具出化工。”今观王阳明行草书法，体势宽博，笔力峻爽，骨法洞达。特别是王阳明将“心学”的体悟入书法，从形而上的层面，显示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多彩与丰富。

当时书法家中也不乏思想解放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卷，第124页《祝子罪知》说“祝允明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为不贤’。祝允明如是说不正与王学左派的言论相合吗。晚明的华阴人王弘在《山志》文中说：“祝枝山，狂士也。”书画家唐寅在诗中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活脱脱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书画家徐渭更是文艺复兴的主将，他的“凡人皆圣”的观点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公开提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巫医、酱师、治尺箠、洒寸铁而初中者，皆圣人也。”（《徐文长文集》（卷17）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已经是具有现代精神蕴涵了，和泰州学派的“人人可以成尧舜”的提法如出一辙。这种人本精神的诉求，正好与西方以人为本精神暗合了。徐渭的书法、绘画都充满了个性张放精神，他的书画作品皆是文艺复兴运动最为重要的代表成果。徐渭在《题自书一枝堂帖》文中直白地说出了他对书法的审美观点“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晚明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在其书法创作中，完全彰显个性解放的艺术实践，富于个性精神的书画创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增添了无比光彩。书画家王铎与他的好友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人都深受个性解放的“心学”与“狂禅”的影响。身处文艺复兴时代，勇敢亮明自己的思想锋刃，王铎在《文丹》（《拟山园选集》卷82）中斩钉切铁地说：“文不宕则痴板，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驾云雾向空中行，虎跳熊奔，不受羁勒。”他在文中用语都以其极，没有回旋余地。“虎跳熊奔，不受羁勒”，生命的张力是何等的魁伟。这种冷峻而深透的怪力乱神的美学思想，就是对传统四平八稳审美观的逆反，就是挑战，也是‘中兴之主’个性解放的艺术宣言。他还进一步阐释书法艺术骨力之美：“文要深心大力，大力如海中神鳖，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兔之力不如犬，犬之力不如马，马之力不如狮，狮之力不如象，象之力不如龙，龙之力不可得而也。”这明显是对赵子昂、董其昌之流阴柔之美的形象批判。沙孟海对此高度称赞，在《近三百年的书学》里说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我真为沙翁有如此之肯定语言击节了，懂王铎者沙翁也。我们从书画家黄道周对董其昌的批评中看到他的艺术主张：“董宗伯裒集，已尽古人之态，而皇索已还，虎距鸾翔，半归妖媚，其次排比整齐而已”（《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他在和倪元璐讨论书法时也提起董其昌的书法说事：“董先辈法，包举临模之制，极于前贤，率其姿力，亦时难佳”（《与倪鸿宝论书法》）。而黄道周的书法理论是：“书字自以遒媚之宗，加以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与倪鸿宝论书法》）。书画家傅山也是这场“东方文艺复新运动”旗手，他“四宁四勿”的著名艺术宣言，耀亮着近300余年的思想文化史。“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这是傅山文艺观的申张。傅山和达芬奇一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奇才，他不仅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造诣深厚，还在哲学、医学、儒学、佛学、金石、武术、考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医学上在当时被称为“医圣”，书法上被誉为“清初第一支笔”，在反清复明上，傅青主是一面旗帜，在明末清初的人们心目中，傅青主已经成为了民族英雄的代表。他反清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组织武装与清人战斗。在思想启蒙上，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他的画被列入逸品之列，清张庚《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当然还有一批艺术成果非常卓著的书画家，如朱耷、陈洪绶、文彭、董其昌、石溪、石涛等人都为文艺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文化复兴运动进入明末清初已经是了风起云涌之势，明末思想界的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唐甄、王夫之等人的反封建旗帜越来越鲜亮，思想理论的现代色彩越来越浓厚。入清以后，因清王朝封建势力强大与顽固，文艺复兴走入了低谷。清朝思想家龚自珍、魏源、严复等人续接了文艺复兴的旗帜，转以经世之学，反对空谈，研究世界，用世界的眼光，艰难地延续着文脉变革之路。而进入20世纪初页，文艺复兴运动才恢复了光彩，更加有力地向着现代大步飞奔。“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扬了昔日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蒙精神，以大无畏的勇气向顽固的封建君主制度及封建思想营垒，发起了从来未有的全面进攻，最后迫使封建势力退出了历史政治舞台。

三、晚明书风是推动大时代转型的旗帜

在这场东方文艺复兴运动中，晚明书风以其毫不妥协的鲜明个性精神和创作风格，创作出众多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成果，扛起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大旗，成为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杠杆和旗帜。在明代，甚至明清之际，能够体现那些个时代精神的文化艺术成果，只有晚明的书法。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看晚明书法的生存状态。晚明是文化复兴进入深水区的时期，吴地区域政治松弛，农民起义到处存在，人的自由度增大，商贸发展较快，文坛风云丕变，特别是书画狂飙横空出世。社会思想混乱，人们对前景希望渺茫，于是呵佛骂祖，狂禅流行，形成一种思想潮流。对狂禅深有研究的梁启超说过“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萨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版130页）当时，一大批学人都对狂禅感兴趣，分析起来有几个原因：明王朝崩溃，时局堪忧，文化乱象之中，人人自危，反清无计，逃避现实；不满时事，求个人心里慰藉。书画家王铎、张瑞图、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也走进了狂禅潮流之中。实际上王铎在狂禅上应该早有思想根基，王铎在年轻时写的《文丹.拟山园》里以崇尚怪力乱神为精神目标，追求个性自由。晚年王铎言论中较少有早年的冲动措辞了，而多是“尊羲献 ”，尊传统的言论，把早年那股“怪力乱神”情结转化为笔墨挥洒创作之中，他把早年的狂放理想，晚年的胸中委屈，一一放进行草书的天地里，他作品中腾挪跳荡的结体，痛快淋漓的节奏，酣畅沉着的风神面貌，无不形象地刺激你的视觉感官。正如他自己所说“神气挥洒，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论艺语》）这个“势”字，正是明代书法的时代特色，王铎书法正是以极致的造型，用夸张造“势”的艺术手段，意外创造出雄强而奔放的艺术形式。王铎创新的绝处还在用笔上，他打破了“用笔千古不易”的说法，开创出自己独特的笔法，他在临《淳化阁帖·褚遂良帖》后说：“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学书三十年，手画心摹，海内必有知我者耳。”此帖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使转搅毫会使线条更加有力度，苍老生辣，而且游刃之间节律自生，王铎雄强从哪里来，就是从跳荡中来的，于使转中来的，要保持笔笔中锋，使转搅毫是路径，特别是写大篆效果尤佳。晚清的吴昌硕便是最大受益者，他的书画用笔都源于使转搅毫。我们在品赏王铎书法时，会被他整幅作品的精神气质所感染，透过雄强的外壳，你会被更微妙的一忽闪的内心世界的忧郁所触动。从那些涨墨厚重的块面里，你会嗅到压抑的气息；从那些郁结缠绕的线条中，你会领略到创作主体郁闷的心境；从那些做作的扭捏夸张上，你会觉出书家内心的失意与无奈。此时王铎的雄强是早期理想的倒影，是少年时怪力乱神幻想的再现。但，不管你怎么看，王铎是自信的，他在给好友钱谦益的信里说“从来有志不朽者.其笔撰奇，其潜飞不得不奇，不奇安可以见英雄.不奇安可以见天下之不知英雄者，不奇安得当吾世而有如牧斋如王铎者。”(《答牧斋》)客观历史已经留下了让你感叹，让你遗憾，让你觉得精妙绝伦的王铎书法艺术。董其昌早对禅学曹洞宗就有研究，在晚明这种社会氛围中，他反之倒显得冷静，以不变应万变，从此时他的书法作品中便看得出端倪，其书法静穆之气犹在。书画方面很多人都把董其昌誉为传承书法正道的大师，笔者不否认董氏于书画上的厉害，实际上董其昌书法是在赵子昂身上加进了禅的疏逸，使其作品面貌有了俊朗之气，宽疏的行距取法杨凝式，那种和淡宁静的感觉就是禅学影响。但，董其昌书法有成熟的收敛，却少了生辣的张力；有阴柔的温润，却少了阳刚的雄强；有舒缓的韵致，却少了起伏的节奏。如果要比较，董其昌是潺湲的小溪，王铎、傅山就是大浪洪波的长河；董其昌的绝处是继承，王铎、傅山的绝处在创新；董其昌是理性书写，王铎、傅山是自由抒发，特别是傅山。董氏书法中那一丝单薄寒敛气息，让人觉得少了些丰富，少了些撞击人灵魂的力量。所以，沙孟海有“末流之失”的喟叹。在明末清初的傅山，是一个大放光彩的人物。由于他学识丰富，在书法创作上，他特别放得开，自由自在，御笔于书，长长短短，大大小小，或依仄或伏倒，笔下吐着自由的灵性，暴风骤雨，顺着胸中情势直奔而去。当时流行连绵草，但王铎、傅山笔下的连绵草书作品却气象万千，尤其傅青主，毫无拘束地自由自在书写心中我象。我惊讶了，傅山笔下流泻出来的已经是浓浓的现代美学元素了。此幅草书（见插图）“雄奇宕逸，生气郁勃，”我就认为，这件作品是傅山少有的在王铎之上的作品，更是董其昌远远不可比肩的作品。傅青主书法在晚明时就很响，他的同代人顾炎武就很佩服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清朝野史大观》卷九）；清时的秦祖永在《桐荫论画》中说傅山“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益浸淫于卷轴者深也。”清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写到“先生学问志节，为国初第一流人物，世争重其分隶，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尝见其论书一帖云：老董止是一个秀字。”

近代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说：“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傅青主奇宕博学的才气，超迈时流的气节，皆寓于书法艺术创作，所以珍贝毕现。黄道周书法创新性很强，具有鲜明的个性书风，在过往的书法史上亦不多见如此面貌。首先是结体独特，体势略方，用笔独特，笔势斩斫，上下翻转折带，造成劲健拗倔的体势，意气密丽的气象，明人对他书法评价很高，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高度评黄道周书法，“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这么高的评价可能跟黄道周后来起兵反清有关，如此讲来，还真是不过分。黄道周起兵反清尽管不及时，但与明朝一大批毫无气节的降官顺臣而言，一点都不过分。倪元璐也是一个极具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连很挑剔的康有为都称道倪元璐书法“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广艺舟双楫》）。欣赏倪元璐书法，首先会被新颖的宽松行距吸引；其次进而欣赏到绵密的书法韵律；再之会感觉到略微倾侧的体势很生动。倪元璐书法中宫收紧直取欧阳询，点画开张，灵气蕴含，用墨燥润相宜，风姿绰约。清秦祖永在《桐阴论画》谈到“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他是较早把碑意融入创作的书法家，从他写给《卓鸣学兄》：“许愈问剑其无意，杜陵痛饮真吾师。” 行书对联的书法上，看得出石门铭笔意的趣味。倪元璐与王铎、张瑞图、黄道周等人都是好朋友，艺术观点也较为接近，所以各自的书法创作也难免不互相影响，比如，字距紧凑，密不插针，行距宽可跑马，这都是倪元璐与黄道周等艺友们共有的书法篇章构成形式。而用墨的枯润、涨涩，在他们几位书家的作品中，都相应得到重视。应该说他们是一个团队，领军人物是“中兴之主”王铎。这是一支在晚明文化复兴运动中的核心力量，正是他们的狂飙式创作书风，高擎着鲜明的个性解放旗帜，彰显出晚明的时代文化创新精神，把晚明文化复兴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们就是启蒙社会历史转型的文化创新旗帜。

四、晚明书风深远的启蒙意义

如果我们今天把晚明书风放到时代进步的大格局中，就不难看出它对时代转型的启蒙意义有多么深远。就是今天把晚明书风中，客观存在的那些具有现代艺术审美意味的作品，放进当代艺术的展厅，恐怕照样是神采奕奕，而可能还会比当代人的作品更为出彩。晚明书风影响了清代，对清代书家，石涛、八大、扬州派、邓石如、何绍基、杨沂孙、包世臣、康有为、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的影响都很大。影响了民国，李瑞清、曾熙、于右任、黄宾虹等人都从晚明书风中吸取了营养；更在当代造出惊天的回响，河南、山西等华中地区，至今仍然劲吹着大气磅礴的晚明书风。王铎雄强的创新书风，于20世纪80年代后席卷华夏大地。曾几何时各大展厅内无处不王铎，无处不“明清手札”。这就是晚明书风内蕴的历史穿透力，也是其能启蒙大时代转型的真正魅力之所在。王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的书法创新精神象种子一样，落进当代书法家的心底，牵动着当代书法家创新的艺术灵魂，朝着不断创造的纵深处行去。

2013年于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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