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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论文

原标题:55年前,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论文

【口述/袁隆平,访问整理/辛业芸】

1. 饿殍的震撼

在1960年前后,我们国家有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人祸,闹大饥荒。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有饿死了人的!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那种凄惨的场景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战略物资。这对我触动很大,心灵受到震撼!

身处困难时期,大家成天都想能好好吃饭,能吃饱饭。我曾做梦梦见吃饭时吃扣肉,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为了填肚子,那个时候搞什么增粮法——双蒸饭,就是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大。有些还放了苏打,米饭就发了,像发馒头那样发很大。但实际上干物质只有那么多,吃了很快就消化掉了,照样饿,而且饿得更快。有时候用米糠来替代,不仅越吃越饿,而且解不出大便。

我原本是整年游泳的,学校旁边就是沅江,一年四季游泳,都是横渡沅江,游过去游过来。即便是冬天气温-2℃,下雪,水温有9℃,我也游。但在1959、1960、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吃不饱饭,就中断了游泳。没有能量,你怎么游得动呢?

那时候在农村实习,吃不饱就双脚松软无力,出现水肿。生产队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的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杆煮一大锅来吃。那个时候苦得很,但我和我周围的人还没达到吃观音土那个地步。我们跑去山上去挖那种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可以烤熟来吃。冬天是很难熬的,到晚上,睡觉前先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再放到被窝里面去,可是烤热的脚很快就冰凉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得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啊!那个时期,饥饿难受的滋味到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不堪回首。我们是学农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建国之后,受到国家培养,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这时就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2. 来自农民的启发:“施肥不如勤换种”

我试图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开始搞育种,首先考虑的是研究小麦、红薯。

就在那时,开过一个全国小麦会议,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西藏的小麦亩产上了1000斤;而湖南小麦产量是全国的倒数第一(平均不到300斤)。原因是气候不适合,易得赤霉病,我由此意识到在湖南搞小麦没前途。

搞红薯研究时,正面对全国性的饥荒,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与此相应,我们农校搞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师生要深入农村,支援农业。因此,我带学生下到农村实习,向农民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搞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最高的一蔸竟达到20斤!

然而,我并没有继续搞红薯。我意识到搞红薯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不是个主要作物,不受重视,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做不下去。实际情况是,在湖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因此最突出的作物是水稻,其他的不太受重视。

其实,我自幼就对米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才稍稍懂事的时候,记得是在德安老家,我父亲有时从天津带来小站米,并对我们说:“这是最有名的小站米, 你们觉得好不好吃?”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觉得那米真的很好吃。

意识到水稻才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于是我从1960年起,把目标又从研究红薯转为研究水稻。

于是,我搞起了水稻方面的试验。我搞了水稻的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其中,直播试验每亩比一般的增产90-100斤。

在农村实习当中,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担回来种,就问他,为什么你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他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产得多些。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意思是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施肥管理,只要种子好,产量就会高一些,就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提高产量的办法。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农业上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其中良种最重要。

在与农民们的接触中,他们也诚恳地对我说过:“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农民们纯朴的话语使我触动很深,我意识到了农民紧迫的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

3. 决定性的思考与选择

我那时已从文献上了解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已经进到分子水平的同时,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也已在生产上获得明显效果。1923年美国科学家通过十年的杂交玉米试验,成功地将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了;后来在墨西哥又培育出了增产显著的小麦品种。世界上五大作物中,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

在农业育种研究工作中,当时流行着一种最简单也是有效的方法,叫“系统选育”。就是在田里面选择表型优良的单株,特别是在农民的田里面去选优良的稻株,再从优中选优。按着这种方法,我就在田里选种,选大穗子。农民的品种,我们叫它“群体品种”,参差不齐,有好有坏,但是你事先无法知道,反正是去选好的。它当代表现得好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本性好;还有可能是那个地点好,土壤肥一些。到底是本性就好,还是条件好一些呢?就得把当代的种子收起来,第二年在同样条件下种下去比较和鉴定,如果它本性是好的,一定仍然表现好;如果是环境影响的,那就会表现不好。许多品种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把遗传性好的品种培育出来的,如著名的小麦专家金善宝,他的南大219就是这么穗选出来的;很多劳模,如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水稻品种也是这么选出来的。

鹤立鸡群的稻株

我每年在水稻抽穗到成熟的期间到田里面去选。1961年7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农校的试验田选种。突然,在一丘早稻田块里,发现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鹤立鸡群”,长得特别好。穗子大,籽粒饱满,十多个有8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象瀑布一样。我挑了一穗,数一数粒籽,竟有230粒!当时我认为是发现了好品种,真是如获至宝!我推算了一下,用它作种子,水稻产量就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的产量一般只不过有500、600斤,可以增产一倍呀,那可就不得了了!我好高兴,马上给它作了标记,进一步培育。心想亩产千斤就有可能实现了!

到成熟时,我把这株稻株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收下来,心中怀着强烈的期待。第二年春天,把这些种子播种到田里,种了一千多株。我天天往那里跑,管理得很好,每天观察啦,施肥啦,灌水啦,除草啦,“望品种成龙”,渴望有惊人的奇迹出现。

但是,禾苗抽穗后竟让我大失所望,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没得一株有它“老子”那个模样。我感到很灰心,失望地坐在田埂上,半天呆呆地望着这些高矮不齐的稻株,心里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突然,失望之余来了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是不会分离的,它为什么会分离呢?这种性状参差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所说的分离现象呢?我眼睛一亮,心中突然感到非常欣喜,我想很可能我选的那株优良的水稻,即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乃是一株天然的杂交稻!因为只有杂种的后代才可能出现分离。那么就是说,杂种优势不仅在异花授粉作物中存在,而且在自花授粉作物中同样也存在?在这个灵感的启示之下,我赶紧仔细地作了记载,反复统计计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一重大发现令我异常兴奋,心想: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水稻这种自花授粉作物存在杂种优势是确实的,应该是可以通过人工的方法利用这一优势的。

1963年,我通过人工杂交试验,发现的确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现象。这样,我就坚定了这么一个信心,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现象!并认定是提高产量的一个途径。从此萌生了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

回顾一下这几年走过的路,大致是这样的:最初搞无性杂交,结果闹了许多笑话;后来搞小麦呢,觉得在湖南没前途;搞红薯呢,感觉是个搭头,意义不大。转过来开始研究水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天爷给我面前摆了一株特殊的水稻,让我看到了。起初以为能成为一个高产的品种,结果一瓢凉水泼下来,我心中预想的“龙”变成了“虫”。不过,这瓢凉水也让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经典遗传学的理论在这时启发我悟出了道理,认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而当时的学术界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是没有杂种优势的;但我在现实当中看到了确有优势。其实,水稻本来就有0.1~1%的天然杂交率!我由此推断水稻会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也一样必定会是有优势的!于是我坚定了信心,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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